美国为什么放钱学森回国
2022-10-08T00:00:00Z | 22分钟阅读 | 更新于 2022-10-08T00:00:00Z
经过五年的扣留调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认为：钱学森现在所掌握的信息，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
最后迫于国内和中国的压力，决定放钱学森回国。
事实证明，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误判。
美国洛杉矶附近的帕萨迪纳是个美丽的小城，世界上最好大学之一的加州理工学院就坐落在这里。
1955 年 6 月的一天，街头出现的一幕令习惯于宁静的路人感到惊慌：几个长得就像电影里的联邦调查局（FBI）探员一样干练的黑衣人突然凭空冒出来，神色慌张，东张西望。
他们彼此追问「怎么会不见了！」「跑哪儿去了！」，看起来似乎是刚刚因为疏忽大意而弄丢了什么，正在后悔不迭地搜寻。
他们焦躁不安地互相埋怨，商量了几句，又匆匆忙忙分头散去，仅仅几秒钟后，就像雨滴汇入河流，消失不见。
那几个黑衣人不知道的是，就在前面拐角处一家不起眼的小咖啡馆里，一个黄皮肤的中年人正在用警觉的目光，隔着玻璃窗远远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心知肚明，那些黑衣人不是长得像 FBI，他们就是如假包换的 FBI。
等 FBI 一离开，中年人松了一口气，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起字来。纸是刚才偷偷从香烟盒上撕下来的，他写的是中文：
「叔通太老师先生：自 1947 年 9 月拜别后未通信，……」
这个中年人，正是 FBI 跟踪的对象。
在神通广大的 FBI 眼里，温文尔雅的他却是个危险系数比导弹还大的角色，是令强大的美国头痛不已的国家敌人。
现在，他终于抓紧时间写完了要写的东西，把它夹在一封普普通通的家书中间，塞进一个填好地址的信封里。
他若无其事地走出咖啡馆，趁旁人不注意，用最快的动作把这封信投进门外的那个邮筒。
它将被寄往比利时，如果一切顺利，它还将会把他和家人带回他的祖国。
在那封信里，他最后写下的署名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钱学森。
看上去，钱学森一点都不像犯罪分子。
他是个科学家，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航空工程学，也就是火箭和导弹。
不过，钱学森可不仅仅只是个「科学家」而已。
1935 年，24 岁的他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跟随世界闻名的学术泰斗冯·卡门学习。
十几年后，钱学森已经功成名就，成了一位像导师一样成功的科学家。
他跻身于最顶尖的社会阶层，担任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能接触到最高级的国家机密，直接向美国空军最高指挥官通报最新的科学进展，经常考察各地的军事基地。
他还为美国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可以随时查阅与美国军队签订的机密合同。
他在 35 岁升为正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没到不惑之年已经是美国航空界最权威、最有天分、最具开创性的领军人物。
他娶了美丽的女高音演唱家、蒋介石军事顾问蒋百里的女儿蒋英为妻，儿女双全，住着豪宅，赚着高薪。
钱学森之妻蒋英
他的收入是什么水平？
1949 年，加州理工学院用令人垂涎三尺的高薪把钱学森挖走，给他提供了喷气推进领域最高等的一个终身教职。
且不说正常的工资，光是学院每年给他的一笔津贴，就大概相当于当时美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 3 倍，这还没加上其他额外的研究经费呢。
甚至连美国普通人都知道他。因为他向公众描绘了洲际运输火箭的蓝图，还预测了登月的目标不出三十年即可实现，一时间名满天下。
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于是，五十年代到来的时候，钱学森在美国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顺风顺水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即将有无妄之灾降到自己头上，而这个巨大的变故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以及一个国家的历史。
因为 FBI 盯上了他。
倒霉的日子是从 1950 年 6 月 6 日开始的。
那一天，下着小雨，天阴沉沉的，似乎预示了钱学森的未来。
两个 FBI 拜访了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室，他们要向钱学森问清楚的只有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加入过共产党？
钱学森感到莫名其妙。他是个纯粹的科学家，对政治不是很关心，怎么会去参加政治活动？
FBI 接着问他，你认识一个叫罗伯特·威因鲍姆的人吗？
钱学森记得这个名字。
那是在 1938 年，也就是大概十二年前。那时候他刚来加州理工学院不久，被朋友拉去一个不定期举办的家庭聚会，参加的都是学院里的教师们。
威因鲍姆是化学系的助教，他家就是大家最常去的地方。后来两人熟络了，钱学森还给威因鲍姆应聘新职位做推荐人。
FBI 对钱学森说，你们既然是朋友，那你应该知道威因鲍姆是美国共产党，你参加过的他家的聚会，就是美国共产党在帕萨迪纳支部的集会。
啊，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出于对朋友的维护，钱学森真心实意地对 FBI 说，威因鲍姆是不是共产党他不敢肯定，但是他相信威因鲍姆是忠于美国、忠于美国政府的，没错，有时候他说话是偏激一点，但是在那个年代，很多年轻人都挺「左」的，这能说明什么呢？
FBI 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缓缓说，你呢，你也是共产党吧？要不然你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党员名单上？
钱学森懵了。自己的名字在那上面？不可能。
FBI 告诉他，他的名字写在一个叫约翰·德克尔的名字旁边，所以他们有理由怀疑，这个「约翰·德克尔」实际上是他的化名。
这更荒谬了。钱学森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断然否认。
FBI 这次上门，没指望钱学森会立即承认一切，他们只是敲山震虎。
与此同时，另一张网也在向钱学森张开——就在同一天，美国军方正式签署了禁止钱学森接触机密项目的通知，吊销了他的涉密研究许可证。
看起来，对钱学森施加的这些措施，很像是一个阴险的圈套，专门设好了等他钻。
事实上，FBI 上门、军方发函，也的确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策划已久的。
一点也不奇怪，钱学森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够参与机密军事项目，必定是经过了很严格的「忠诚审查」。
这样的审查从 1944 年就开始了，1946 年、1947 年又进行过几轮，于是在中央情报局（CIA）那里留下了关于他的海量档案资料，可以说在他们面前，钱学森从里到外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一轮又一轮的审查，钱学森都经受住了考验。
但是别忘了，那是从前！
到 1950 年那会儿，世道完完全全地变了：
首先，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在 1949 年 8 月成功爆炸，成为继美国之后全世界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一下子就让美国紧张起来了；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1949 年 10 月成立，把美国的盟友蒋介石政府赶到台湾，也让美国坐立不安；
还有，恰好就在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也爆发了。
于是，美国彻底陷入了偏执狂似的「红色恐惧」。
他们开始在国内到处抓共产党或者亲共人士。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过一个。
在这样的氛围下，身为中国人、又接触到高度军事机密的钱学森，理所当然成为焦点。
他必须再度接受严苛的审查，并且是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下。
钱学森的档案资料又被拿出来仔细研究。在放大镜的查看下，他们发现，一个共产党小组的组织者威因鲍姆和钱学森关系密切。
这个发现立刻让军方、FBI、CIA、司法部一大票人睁大了眼睛，如获至宝地想——
好你个钱学森，总算暴露了。
在 FBI 找上门半个月前的 1950 年 5 月 18 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局就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命令加州理工学院辞退钱学森；
第二，要不要把钱学森赶出军方的机密项目。
讨论的结论是：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足以要求钱学森从加州理工学院停职，但是禁止他接触机密项目，那是够用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他成了「司法部所认定的具有颠覆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和共产党有比较亲密的关系，还对他们持同情态度。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在美国眼里，钱学森就已经是个有罪之人。
半个月后，靴子落地，针对钱学森的迫害开始像一台自动运转的机器那样轰隆隆开动了。
平心而论，钱学森的遭遇，在那个年代并不是特例。如果他忍气吞声，估计再熬四五年，也能熬过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这段黑暗日子，下半生依旧留在美国做教授是大概率的事情。
但是，钱学森面对被怀疑的困境，却采取了一个令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应对方式。
这一下，他的境遇和命运被狠狠地扭转了方向。
送走不速之客 FBI 后，钱学森感觉到一丝不妙的苗头。他对朋友说，「怀疑的魔掌」正在伸向他。
但他没想到事情会迅速变得那么坏。
6 月 16 日，把钱学森牵连进去的威因鲍姆在家里被逮捕。
就在同一天，加州理工学院终于收到了美国陆军第六军总部的信，通知钱学森参与机密项目的资格被军方取消了。
学院的同事都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把信转交给了钱学森。
钱学森的自尊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平心而论，他是喜欢美国的生活的，他在这里求学、任教，过的一直是单纯无忧的学术生活。
但美国人突然这样对待他，这令他完全无法理解，也不能接受。
他默默接下那封来自军方的信，写下签收确认书，然后向加州理工学院的上司提出了一个让他们震惊的声明：他要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
这一举动，令 FBI 最初对他的猜疑变得更加可信起来。
在那些本来就不信任钱学森的人看来，他越来越像一个共产党，甚至更糟糕的是，越来越像一个间谍。
钱学森辞职的消息，马上就传到了 FBI 那里。FBI 立即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回事，钱学森说，他向系主任提出了辞职的想法，系主任不置可否，他现在也不知道有没有得到准许，但是「除此以外，他已别无选择」。
FBI 问他，如果辞职被批准，他打算做什么。
钱学森给了他一个始料未及的回答：「打算返回中国。」
这个回答让 FBI 很不安，于是刚过了两天，6 月 19 日，他们又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不过，迎接他们的，是一份钱学森早就写好的书面声明。
「在过去的十余年时间里面，我的确是一位受欢迎的客人。为此我还引以为荣，诚实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相信我的到访对双方都有利，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我对这个国家的科学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现在最初受欢迎的地位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接下来唯一能做的绅士一点的事情就是离开这里。」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
估计没有人能想到，钱学森会这么刚。
他可不是随便说说吓唬人的。抛出这份声明后，钱学森就开始积极为回国做准备了，包括预订机票、托运行李。
此外，他还在学院的安排下，将于 8 月 23 日飞往华盛顿，参加他的听证申诉。
如果申诉成功，他将重新获得被吊销的机密研究许可证。
这是他的东家加州理工学院为他争取来的机会。学院不想失去这样一个高级人才，他们想着，如果澄清误会，一切恢复正常，说不定钱学森会回心转意，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
但钱学森对这不是很在意。他只想尽快解决这一大堆破事，早点回国。
7 月底，他找了一家搬家公司来帮他把行李托运回中国。
8 月下旬，搬家公司的经理带人先去他家，再去办公室，把钱学森事先整理的物品放进用防水纸隔好的箱子里，再带回搬家公司的仓库打包。
经理看到钱学森要带走的东西，第一感觉是他这一去肯定不打算回来了。
钱学森要带走的包括一架钢琴、家居、盘碟、床上用品、书籍、办公桌、收音机、洗碗机。
这一看就是要过长久日子的架势啊，他中国老家的人们肯定没见过这些好东西吧。
经理一边暗暗想着，一边指挥手下把东西运回仓库，开始按主顾的意思打包。
第二天，负责打包的人却紧张兮兮地来找他，报告了一个让他们不知所措的情况：这个看似居家好男人的主顾，很有可能是中国间谍！
因为他们发现，钱学森要带回中国的物品之中，有一些资料印有「内部」、「绝密」等字样。
那些资料虽然在他们眼里像天书似的，但是在那个可以说得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时期，每个美国人都紧绷着阶级斗争那根弦，碰到蛛丝马迹，最好用的手段当然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举报。
8 月 21 日，经理报告了洛杉矶海关。海关的人当天下午就来了，不止海关，FBI、海军情报部、空军情报部、陆军军械部和国务院的人也一起浩浩荡荡地来了。
他们检查了那些资料，一共有 8 个大纸箱，它们的内容涉及原子能、火箭、导弹、喷气推进等等领域。
说实话，那些高精尖的技术到底是关于什么的、保密级别有多高、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也不懂，他们能看懂的，无非就是封面的保密警示那几个字而已。
但这就够了。
检查人员在现场就达成了一致：这些资料都很重要！一定不能交还给钱学森，要将它们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未经我们的批准，谁也不能接触！
做完这些事，检查人员松了一口气。差点就让钱学森得逞，把这么关键的情报送回共产主义中国，好在被我们及时制止了！想到这里，人人都出了一额头汗。
情报跑不掉，人也别想跑。
现在，该考虑如何收网逮到这条大鱼了。
这一切，钱学森都蒙在鼓里。
就在自己的物品被翻个底朝天的同时，他按照加州理工学院的安排飞去了华盛顿，会见海军副部长丹·金博尔。
钱学森向金博尔倾述了他的遭遇，讲到激动的地方，他还落泪了。但金博尔除了给他介绍了一个律师，也没提出什么有用的建议。
受够了被当皮球踢来踢去的钱学森在第二次和金博尔见面时，认真地强调了他要回中国的决心。
金博尔的回答是：「你不能离开，你太有价值了。」
他对钱学森的另一句更著名的评语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无论在哪里，他都值五个师。」
正是因为了解他的价值，所以等钱学森一离开华盛顿，金博尔就给司法部打电话，警告他们说，钱学森知道得太多，绝对、绝对不能离开美国。
这会儿，钱学森还在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的天上飞着呢。
8 月 23 日晚上 21 时 30 分左右，他刚刚降落在洛杉矶机场，就被滞留了。
一个司法人员把他拦下来，出示了由美国政府签署的一项法令，禁止他离境。
钱学森惊呆了。继而产生的是巨大的愤怒。
他清楚，想「绅士一点」地与美国和平分手，是不可能了。
既然自己走不了，那家人总可以走吧。钱学森考虑让蒋英和两个孩子先回去，他只身留下，静观其变。
连这样都不行。
海关以他违反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立法案和间谍法案为由，向法院申请扣留他的 8 箱文件。申请通过了。
紧接着，8 月 25 日，移民局签署了对钱学森的逮捕令。但他们还没有动手。只是加大了对钱学森的监视，他去哪儿都有特工跟踪。
直到此时，钱学森还不知道问题出在托运的行李上。他是看报纸才知道自己的物品被扣留，这才第一次意识到美国为什么禁止他离境了。
他对记者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对我的行李加以检查。我对整件事都没有任何头绪。」
那么，那些涉密的文件是怎么回事？
钱学森保证，他仔细看过自己要带走的文件，凡是涉密的都封存在他的办公室，锁进了柜子里，连钥匙他都交给了别人。
其他的根本就不是涉密文件，不过是一些草图和最常用的对数表，还有他自己多年来写下的教学笔记。
「没有什么密码本，没有什么密令手册，也没有什么设计图纸。」钱学森承诺，「我非常肯定，我从未试图带走任何涉密文件，或是以合法方式以外的途径离开这个国家。」
但他无法说服那些手掌生杀大权的人。
政府的调查人员花了数不清的时间和人力来审查钱学森的文件，包括超过 100 本书籍，大量中文、英文、德文、俄文的学术论文、政府文件和行业报告。
调查人员用了三天把这些文件都拍成缩微照片，拍了 12000 多张，后来整理出来，光是目录就有 26 页。
但是判断这些资料是不是事关机密，超出了调查人员的能力范围，哪怕是请教专家，也是见仁见智。
毕竟对钱学森这样一位世界一流技术专家来说，拥有这么多资料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不过，他们在里面找到了 9 大本剪报本，里面都是钱学森平时收集的关于美国原子能计划和核间谍案的信息。
这就有点敏感了。
何况还有人坚持认为，为了不让潜在的敌人（那当然就是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益，钱学森拥有的所有资料、甚至包括他的头脑，都应该被认定是机密文件。
那么，最简便的办法，当然就是把钱学森扣留在美国。
1950 年 9 月 7 日，移民局派出两个特工，来到钱学森的家。
特工先审问了他的个人基本情况。钱学森正式声明说，他从来没有加入过美国共产党，他之所以在 1947 年回了一趟中国，只是因为探望父亲和岳母。
但是特工还是以隐瞒共产党身份、于 1947 年非法入境的罪名逮捕了钱学森。
目睹父亲被抓走，钱学森的儿子躲在墙角里瑟瑟发抖。好几个朋友及时赶来，想支持钱学森，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看着他被特工簇拥着塞进汽车，向监狱开去。
这是钱学森一生中最耻辱的时刻。
那个逮捕他的特工多年后回忆，那一刻钱学森没有流露出恐惧，他的脸上只有如释重负的表情，好像在说，「好吧，一切终于结束了」。
但他错了。这一切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像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 15 天里，钱学森被严密地关押在一个小单间里，不能和任何人说话。每天晚上，狱警每隔 15 分钟就打开一次电灯，看他是否还活着，还是已经自杀了。
这半个月里，他瘦了二十多斤。
半个月后，他终于得以出狱。他的保释金高达 15000 美元，是一个有钱的朋友慷慨解囊的。出狱后，朋友们都很有信心，相信他很快就会被宣告无罪。
然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950 年 10 月，美国移民局对钱学森做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他们认为钱学森在上一次入境美国的时候，是一个共产党，所以根据刚刚出台的《颠覆活动管制法》以及刚刚依据《国内安全法案》修订过的《1918 年移民法案》，钱学森要面临的不是扣押，而是——
驱逐出境！
两个月前，不让他走，两个月后，又要把他赶出去；移民局要他滚蛋，国务院却禁止像他那样技术背景有可能为敌对的国家所用、损害美国的外国人离开。钱学森夹在中间，感觉自己是个任人玩弄的玩具，无所适从。
但无论如何，钱学森都要为自己的尊严而战。之前我想走，你不让我干干脆脆地走，现在你却要用近乎羞辱的方式赶我走？好，那我就要留下来要个说法。
这样的抗争是无比艰难的。在之后五年里，他体验了最能让一个科学家感到丧失尊严的种种待遇。
他参加了针对自己的驱逐听证会，一遍遍地试图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当他被问到国共双方他支持哪一方的时候，他说，我在乎的是中国人民。
移民局的检察官还问他，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他会不会为美国而战。
钱学森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他的辩护律师抗议说，换成他自己，可能要用 6 个月来考虑这个问题。检察官冷笑着说，我愿意为此等上 6 个月。
最后，钱学森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我已经讲过，我忠于中国人民，如果美国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发生战争，如果战争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这很有可能——那么我将会站在美国方面作战，这是没有问题的。」
检察官不依不饶地问他，是不是非得由他自己来决定战争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钱学森说是的，他要自己做出这个决定。
检察官又问，不能准许美国政府来替他决定这个问题吗？
他坚决地说：「不，当然不。」
显而易见，这样的表态是不能令对方满意的。尽管没有证据证明钱学森真的是一个共产党，移民局还是在 1951 年 4 月 26 日做出了裁定，他们认定钱学森是「曾经加入过美国共产党的外国人」，因此必须将他驱逐出境。
之后又是一轮又一轮的上诉，一轮又一轮的精神折磨。
1952 年 2 月 8 日，司法部裁决，将钱学森驱逐出境，但是暂缓执行。后来又改为假释，要求钱学森每个月都去司法部报到。
他的出行范围被限制在洛杉矶，很多在外地召开的科学会议都没法参加。
他还在给学生上课，还在写论文，还出版了一本关于通讯和控制系统的大受欢迎的教科书。但他再也不能接触任何需要保密的工作。
他无时无刻都处于监视之中。家门外常常停着一辆汽车，一停就是几小时。家里的电话一天响十几次，往往是一接起来，对方就立刻挂断。蒋英后来回忆说：「那几年，我们精神紧张极了。」
不管愿意不愿意，钱学森一家都渐渐远离了原来的生活圈，变成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边缘人。很多教授躲着他，怕惹祸上身。
学院能帮他的都帮了，但还是无济于事，有人建议学院「或许我们应当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这意味着，钱学森开始被他最看重的科学家圈子抛弃了。
他变得越来越孤僻，越来越易怒，越来越没有耐心。
虽然他的人还在监狱之外，但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刑罚和折磨？
如果说，之前钱学森还对早日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日常生活抱有幻想，那么到 1954 年以后，经历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徒劳尝试，他的希望破灭了。
这种情绪，爆发在钱学森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在知道历史总是被随时改写之后，你还能相信历史吗？你认为在世界上还有正义和诚实可言吗？你还指望在没有自我公关或不去聘请一个公关人员为你服务的情况下，在美国功成名就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不要再相信这些虚构的东西了！」
他不得不接受一个严酷的事实：从前再也回不去了。
既然如此，那么他应该考虑的就是，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可是，他能怎么办呢？
谁也没想到，答案就摆在眼前。为了解闷而随手翻阅的一本杂志，给他带来了转机。
1955 年 5 月，钱学森偶然读到一本中国发行的《人民画报》，里面有一篇关于五一节的报道。一个熟悉的名字跳进他的眼中。
陈叔通。
陈叔通
钱学森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他的杭州老乡，他父亲的世交。更重要的信息是，陈叔通现在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是有资格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人。
他陷入了沉思。是不是可以搭上这条线，让中国政府出手解救他于困局之中？可是要怎么联系上陈叔通呢？直接写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至今仍然处于特工的监视之中。
那么，只有曲线救国了。
钱学森想到，蒋英的妹妹住在比利时，可以把给陈叔通的信息隐秘地藏在写给蒋英妹妹的信里，让她收到后转交国内。所以，只要能摆脱特工，把寄去比利时的信发出去……
于是，就发生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钱学森在信里写道：「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这些人要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
他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要看命运了。
不过钱学森当时并不知道，关心他的命运、决心要将他带回中国的人比他以为的多得多，而推动此事背后的力量之巨大与信心之坚定，也将超出他的想象。
信顺利地寄到了比利时，再安全地转寄中国，到了陈叔通手上。不到一周，代表最高层的政务院副总理陈毅就掌握了钱学森的情况。
在此之前，钱学森的遭遇其实早就受到国内的关注。1950 年钱学森第一次被逮捕的时候，189 名中国科学家就联名抗议过，中国外交部也一直在讨论该怎么办。
现在，时机看来成熟了。中国政府决定借中美在瑞士日内瓦进行会谈的机会解决钱学森的困境。
中国和美国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跑到日内瓦会谈？
这是为了解决朝鲜战争遗留下来的双方战俘问题。当时，还有大约 155 个美国人滞留在中国，1954 年，中国同意和美国展开战俘问题谈判。美国希望释放所有被监禁在中国的美国人，包括军人和普通公民，中国则要求滞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能够被允许回国。
但美国对留美中国科学家的去留非常谨慎，生怕放走一个日后会给他们带来危险的人。对于钱学森，他们更是清楚地了解他的分量有多重。
1954 年 6 月，日内瓦会议召开期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过一份电报给美国代表团，说司法部长已经允许想回大陆的中国留学生逐步离开，但是，「根据非正式的审查，国防部迄今只发现一个人不能离境」。
当然了，那就是钱学森。
不过，美国政府在国内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战俘家属纷纷呼吁政府尽最大努力让他们的亲人回国团聚。更何况，中国先后释放了扣押的 15 个美军飞行员，已经给足了诚意，该轮到美国表态了。
6 月 10 日，也许就是在钱学森避开 FBI 给陈叔通写信那一天前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务卿杜勒斯讨论起了钱学森。艾森豪威尔说，应该让所有中国人都回去。
杜勒斯说，有两个人不能走，其中一个就是钱学森，因为他们都掌握非常高级的涉密信息。
艾森豪威尔说：「这不应该成为障碍。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现在已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有价值了。」
他这样想也是合情合理。要知道，钱学森已经被排斥在机密项目之外快五年了，技术日新月异，他懂得的东西说不定早就过时了？
作为后人，我们不得不说，这可以说是艾森豪威尔一生最大的误判。
对美国来说，这个误判造就了一个可畏的对手。
这是后话。
既然总统发话了，国务卿也没什么好说的。就这样，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夕，美国对是否释放钱学森达成了原则意见。
钱学森，放！
1955 年 8 月 4 日，美国司法部签署了同意钱学森返回中国的通知。
8 月 8 日，接到国内最高层指示的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王炳南在会谈中提起了钱学森。这是整个谈判过程中提到的唯一一个有名有姓的人。
是的，钱学森就是这么重要。
美国大使回答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出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决定。」
在离美国和中国都有万里之遥的日内瓦，钱学森终于被拉出命运的泥沼。离开美国，他将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不可知的未来，但无论如何，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
钱学森用他能做到的最快速度，逃离了美国这个极大伤害了他的地方。
1955 年 9 月 17 日，钱学森和他的妻子儿女在洛杉矶港口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回国途中的钱学森一家
面对记者，他说：「我不打算回来。我没理由再回来。我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能令他们活得快乐而有尊严的国家。」
他还说：「我并不憎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
10 月 8 日，邮轮到达香港。钱学森他们登上小艇，在尖沙咀登岸，立刻赶去九龙火车站，当天下午抵达深圳。从此，钱学森再也没有和他的国家分离。
多年后，认为钱学森值五个师的金博尔依然对此耿耿于怀。他认为，把钱学森逼走，是美国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他气呼呼地说，说钱学森是共产党，还不如说我是共产党！
金博尔的确看得很准。钱学森没有带回任何一份涉密文件，但是他带回了他的头脑，他的知识和经验，他的判断力和领导力。
他的归来，让中国的导弹和火箭时代至少提前到来二十年。正是因为有了钱学森，中国研制的核弹才能够插上翅膀，真正变成一件具有威慑力的武器。
中国也才真正拥有了跃上国际舞台的底气。
钱学森曾经热爱美国，热爱美国给予他的一切，知识、成就、荣誉，以及富足的生活。但是美国辜负了他，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他对被称作「美国科学家」而感到耻辱和愤怒。
他恨美国。
多年后，钱学森被中国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授予迄今唯一一位「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的荣誉称号，他的声誉达到了巅峰。也许到那时候，他对美国的恨意已经淡漠了，但你要知道，从 1955 年离开直到 2009 年去世，他终其一生再也没有踏足过美国的土地。
钱学森曾经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人，做一个安安稳稳的科学家。但是时代不允许他选择这样的人生道路。他那天赋异禀的头脑，注定会令他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他的一生注定要过得轰轰烈烈。
他注定要做一个国家的罪人，或者做另一个国家的英雄。
无论他愿意不愿意。
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呢？
参考资料：
《蚕丝——钱学森传》，（美）张纯如，鲁伊译，中信出版社 2011 年版
《钱学森向陈叔通书写密信始末》，王俊彦，《源流》2011 年 7 月
《钱学森回国纪事》，张现民，《钱学森研究》2016 年第 1 辑
《钱学森的艰难归国路》，张现民，《炎黄春秋》2020 年第 2 期备案号:YXA1DKrBKKjUp5OJLDRuM8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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