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殖民地是怎样开始说殖民国的语言的？
2022-10-08T00:00:00Z | 11分钟阅读 | 更新于 2022-10-08T00:00:00Z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你相信吗？这其实不是一串乱码，而是一首诗，题名《越人歌》。
不过，这首诗是用楚地的古越语写成的，汉字起到的作用只是标记发音，所以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翻译成汉语，是这样的：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传说，这是战国时期一位越人船夫向楚国鄂君子晳表达倾慕之情时吟诵的诗歌。
在先秦时代，中国南方百姓普遍使用的依然是汉语之外的「蛮语」，经历秦汉魏晋南北朝上千年的演变，这些语言才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汉语的在中国南方的同化进程是怎样的？消失的古越语究竟属于哪个语系？这些问题对于今天的学者来说都很难判断。仅仅凭借史料里的只言片语，我们很难还原出一种属于「被统治者」的失落语言的全貌。
但已知的是，语言作为信息的载体，也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博弈的战场之一。
口语世界的大博弈
古代世界农村占主流，大多数人口是文盲，信息传递依赖口语。底层民众交流缺乏文字记载，能记载下来的往往都是统治精英的信息。
这种情况给研究「语言同化」的人带来了很大困难，因为现代人无法通过文字记载直接推断出语言的同化状况。
以古代朝鲜半岛为例，当地绝大多数文字记载都用汉文写成，但是半岛的普通民众是不会汉语的。使用汉文的知识阶层也往往只会读写，不能用口语交流。这种文字与口语分离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
而且不同于现代的民族国家，古代的统治者并不追求语言的统一和标准化。毕竟古代既没有语言学，也没有收音机，语言统一这个想法显然超出了人们的认知范围，也没有技术上的可行性。
对于古代的统治者来说，只要精英阶层能够使用共同的书面语，国家就足以运转了。
所以，古代统治者经常遇到的头疼事，就是在朝堂上听不懂官员的方言。即使双方努力说一种语言，有时也会遇到困难。
例如公元 8 世纪时，出生在罗马的天主教教宗额我略三世接见来自英格兰的传教士圣卜尼法斯，尽管俩人都用拉丁语，却依然聊得面红耳赤。这就更加凸显了古代书面交流的重要性。
所以中国的王朝历来强调「雅言」，也就是古代的「普通话」，要求重要官员必须掌握。然而就算是这样，明清两朝的皇帝们也经常得靠翻译才能和官员顺畅交流。
直到清末，光绪皇帝和广东人康有为还几乎无法交流。
民族主义、身份政治这些东西都是 1750 年后才冒出来的。在此之前，统治者从不奢望推广口头语言，即使有这样的尝试，也很难有太多效果。
这种惯性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工业革命让交通、通讯、传媒、教育这些领域实现了巨大突破，而语言又成了民族主义的核心象征，各个国家才开始主动推行语言同化，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问题在于，早在 19 世纪之前，在统治者有意识地推广语言之前，语言同化就一直在发生。
这就意味着，只关注统治者的语言政策，其实是一种一叶障目的行为。正确思路是从普通民众的视角观察，先理解语言同化的基本规律，再把晚近出现的语言政策作为一个额外变量添加进去。
所以，要理解被统治者是怎么开始说统治者语言的，首先就得从被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们的生活环境、政治制度、心理动机。
作为古典世界最强大的殖民帝国，罗马留下了多种罗曼语（拉丁语的后裔）。有趣的是，古罗马并没有主动推广过拉丁语，「语言同化」是西部殖民地社会自然发生的变迁
一场慢吞吞的拥吻：古代的语言同化
公元 4 世纪初，为了逃避北方的战乱，中国皇室和一群士族成员逃亡到了长江以南，建立了东晋王朝。
这时，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凄凉地发现，自己被大量语言不通的臣民包围着，一切都如此陌生。
如《魏书》所载，东晋控制的南方充斥着巴、蜀、蛮、獠、楚、越等民族，「鸟声禽呼，言语不通，猴蛇鱼鳖，嗜欲皆异」。中原对南方的殖民早在一千年前就已经开始，对百越的征服也有近五百个年头了。
然而直到此时，汉语在各路「蛮夷」语言当中仍然如同一串串孤岛。
无独有偶，同一时期的罗马帝国也在面对相似的境遇。拉丁语已经在帝国西部扎根四百余年，在农村地区依然影响力不足。
而同样作为古典帝国，罗马和汉朝的「语言政策」非常相似——那就是基本没有语言政策。
古代社会的基础是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只不过是少数城市和精英文化的游戏，广大农村充斥着文盲。而统治者的文化高度依赖书面语，又高度局限在各个政治中心，因此语言向农村的渗透非常困难、非常缓慢。
幸好，有一个人群总是很乐意接受统治者的文化，他们就是本地精英。
为了在新秩序当中谋求政治地位，精英们总是很快开始学习殖民者的语言，先是书面语，然后是口语。然而，学习了新语言的本地精英并没有立刻抛弃母语，在很多代人当中，他们都是双语使用者。
很多时候，由于本土语言的弱势，他们的母语并没有留下书面记载，在后世眼中就会造成「精英迅速被同化」的假象。事实上，双语使用会持续很久。
生活在 5 世纪罗马的圣奥古斯丁就是一位典型的双语使用者，作为柏柏尔贵族的一份子，他的家族已有许多代把拉丁语当做第一外语，以便参与到帝国的政治活动当中，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母语。直到晚年，圣奥古斯丁还气哼哼地吐槽说，不管他的拉丁语说的多么醇熟，都会遭到那些可恶的意大利人的嘲笑。
那么，这些双语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完全转向新语言的呢？这个问题很难考证，因为书面记载反映不了口语层面的变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发挥作用，那就是融合。
不过，语言同化从来都不是单向的。
在强势语言「吞并」弱势语言的同时，弱势语言一定会在新语言中留下自己的影子，有时候是词汇，有时候是音素。这种融合，让双语使用者的转变过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如果说移民和本地精英是语言传播的航船，那么军队和教会就是语言传播的桥梁。
有些古代国家的军队主要由贵族构成，有些则有普遍兵役制的影子，但无论哪种都可以加快统治者语言向普通农民的渗透。至于古代的宗教组织，则是文化教育活动的主要载体，接受过书面语训练的教士们常常也能推动口语的传播。事实上，在 4 世纪罗马帝国西部开始衰亡之后，接下来几个世纪拉丁-罗曼语向农村继续传播的主要推手就是基督教会。
在一切节奏都十分缓慢的古代世界，「语言同化」往往要持续几个世纪乃至上千年才能落定，很多情况下干脆无法实现。
拉丁-罗曼语在罗马帝国西部的普及用了五六个世纪，在文明悠久的东部则压根没有什么进展。
中国南方直到唐代才算尘埃落定，当地百姓普遍使用汉语方言。
在伊斯兰世界，阿拉伯语对叙利亚的同化用了一百余年（前提是阿拉伯语和当地的闪族语高度相似，几乎可以逐词替代），对埃及的同化用了约四百年，对伊朗干脆失败。
到了顽强的北非，拉丁语在罗马帝国统治的五百年间都没能渗透到农村，阿拉伯语到来后在前三百年也是面对差不多的境遇，从公元一千年左右开始，阿拉伯语又花了五六个世纪的时间，才终于把柏柏尔语变成了「少数民族语言」。
至于朝鲜、越南，虽然当地人使用了上千年的汉文，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在日常生活中普遍接受汉语，这也为两国 19 世纪之后的「去汉文」进程埋下了伏笔。在帝国边境之外，语言同化的力量总是更加微弱。
当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候，古代世界的基本规律并没有因为近代殖民主义的兴起发生改变，西班牙帝国是最典型的例子。
在西属美洲，统治者们断定，向原住民普及西班牙语是不可能实现的。西属美洲的基层治理者，也就是教士们，都要学习原住民语言。
1563 年结束的天主教特伦特大公会议更是禁止教士用拉丁语或西班牙语向原住民传教，因为这样会「脱离群众」。
所以，在殖民时代的三百年间，西班牙语在美洲只能寓居在城市和少数大庄园当中，难以进入农村。除欧洲移民以外，掌握西班牙语的大多是混血儿、黑奴和土著贵族（他们是双语使用者）。
19 世纪初拉美各国独立时，占到西语美洲过半人口的印第安人仍然不会说西班牙语（遑论读写）。与此同时，克丘亚语、纳瓦特尔语等原住民通用语在西班牙殖民时期倒是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推广。
从这一意义来讲，西属美洲帝国其实是后阿兹特克-印加帝国，在语言政策上，它也确实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古典帝国。
今天的柏柏尔语分布。北非的柏柏尔人在历史上以抵抗同化出名，阿拉伯语对柏柏尔语的同化也用了足足七八个世纪的时间。和很多古代民族一样，柏柏尔人的弱点在于分裂，缺乏统一的政治实体。最终，被柏柏尔语包围在城市孤岛里的外来语言还是凭借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取得了突破
当宗主国投怀送抱：现代国家的语言同化
17 世纪下半叶，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赢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收到了一份来自东部边境的报告。这份报告建议在新征服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强制推行法语，取缔日耳曼语，因为当地居民「仍然把帝国之鹰刻在心中」。
与此同时，三十年战争的另一位大赢家，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瑞典新征服的斯科讷省世代属于丹麦，瑞典决心在此地推广瑞典语，以解除斯科讷人对丹麦的忠诚。
在 17 世纪，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政策」终于出现雏形。但是，这一时期强制推广语言的目的并不包含民族主义诉求。
以上面两个事件为例，法国和瑞典之所以主动发起语言同化，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和丹麦，也就是他们的敌人还和这些新征服省份有语言纽带。在那些不存在这种纽带的地方，比如法国的布列塔尼，或者瑞典的拉普兰，政府依然缺乏推广官方语言的兴趣。直到 1750 年左右，欧洲多国开始为了行政便利推广官方语言，例如奥属尼德兰推广法语，西属美洲推广西班牙语，但是这些行动同样缺乏民族主义动机，而且普遍收效甚微。
1789 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是语言民族主义的先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首次变成了一种铁的主张。19 世纪的工业化推动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语言也获得了史上空前的地位，迅速跻身成为民族的核心象征之一。直到此时，民族国家才开动起它的所有政治机器，强力加速语言同化进程。
在 18 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发生时，全法国只有 10% 的人能够使用巴黎方言。等到 20 世纪初义务教育普及后，几乎所有人都会标准法语了。但是，当时至少 40% 的人依然是双语使用者，他们在家里依然说方言，而不是标准语。
今天的美国人当中约有 1800 万意大利裔。意大利裔社区比较重视传统身份，许多意大利裔年轻人专门学习意大利语，说是为了不忘记祖先。其实，他们的祖先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十有八九说的都不是标准意大利语（托斯卡纳方言），而是西西里语、那不勒斯语、威尼斯语……
1861 年意大利统一时，据估计全国只有 2.5% 的人会说托斯卡纳方言。这种语言从 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是意大利文化阶层的通用语，然而过了四五百年依旧只是少数精英的语言，和泥腿子们关系不大。
法国也好，意大利也罢，它们所做的工作都是在民族国家确立之后，才开始推动语言同化。然而归根结底，语言政策改变语言同化的基本模式了吗？答案是没有。
依然是从精英到平民、从城市到乡村的扩散路径；依然会出现长期的双语制；依然存在大量的语言混合。
政策起到的唯一作用，只不过是加速而已。
广播、铁路、普遍兵役制军队、义务教育引发了剧变。漫画里的丁丁可以不远万里跑到刚果，教黑皮肤的孩子们用法语数数，告诉他们「我们的祖国是比利时」。
美国军政府在短短几十年间，用英语取代了在菲律宾发展三个多世纪却依然立足不稳的西班牙语。
英属印度和法属西非的精英普遍掌握了宗主国语言，奈保尔和桑戈尔成了 20 世纪富有盛名的西欧语言作家。
西伯利亚大铁路把俄语带到了中亚和远东。在搞定北海道之后，日本考虑把台湾变成说日语的第五个大岛……
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发起语言同化运动的是它，抵抗语言同化运动的也是它。因此，语言同化的内在逻辑就是自相矛盾的。现代语言同化的威力并没有很多人以为的那么大——双语现象依然非常普遍，同化停滞在城市和精英层面依然是常态。
殖民地语言同化只在「新世界」，也就是美洲和大洋洲取得了胜利，但是这是建立在原住民人口锐减的前提之上的，而且在原住民较多的地区，例如秘鲁、墨西哥、太平洋上的部分岛国，语言同化也花了几个世纪，直到今天还谈不上彻底。
1873 年，当都德写下《最后一课》，为法语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受到的威胁而扼腕的时候，他大概没有留意到，当时大多数阿尔萨斯人的母语依旧是当地方言，而不是巴黎的雅音。
正如他高估了过去二百年间法国语言政策的效果一样，他也过度预言了接下来德国语言政策将会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在很多领域，例如语言当中，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都远非全知全能。
很难说对于都德来说，没能意识到这一点，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丁丁在刚果》——比利时帝国主义的「最后一课」。欧洲殖民帝国在非洲展开的语言同化政策基本止步于精英阶层。新独立的非洲民族国家往往也会支持殖民语言的本地化，例如尼日利亚英语和安哥拉葡语。「语言同化」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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