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很有意思的考古事件？
2023-10-01T00:00:00Z | 21分钟阅读 | 更新于 2023-10-01T00:00:00Z
河南郑州的亳都遗址，曾出土过装着人头的青铜甗。
研究显示，这个人头曾被蒸煮过，而它的主人则是 1 位 15 岁的贵族少女。
她来自何方，又为何受此折磨？
1984 年，一件盛放着人类头骨的青铜甗被偶然发掘，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对于殷商文化的追溯，商朝的血腥文明也逐渐浮出水面。
让我们把目光投放到公元前 16 世纪的河南。
在成汤消灭夏朝之后，商族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在之后的几百年里，商王朝却五次迁都，直到公元前 14 世纪左右，商王盘庚才把首都迁移到了殷，即今天的河南安阳。直到商朝灭亡，殷一直都是其首都所在，所以商朝也被后世称为殷朝或者殷商。
至于商族人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迁都，目前学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但有三种观点颇受关注。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水患导致了频繁的迁都。在商朝早期的一段时间，中国地区再一次气候转冷，夏季季风减弱，锋面降雨带随之南移，黄河流域迎来了大量的降雨，在得到了充沛水量的补给之后，黄河中下游出现了广泛的水患，正如后世数千年里人们经常见到的那样。
在这种灾害的侵扰之下，农业生产无从谈起，而农业的崩溃也意味着根本性的匮乏，建立在农业之上的社会也会随之倒塌。万般无奈之下，商朝人只有不断地选择新的宜居地，让生产生活回归正轨。
第二种观点认为，商族人不断地迁都是因为王朝内部出了问题，或者说他们在权力归属的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
在商朝早期，最高权力的交接方式主要有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两种，这两种方式还会彼此掣肘干扰。哥哥死了，王位由弟弟继承，等弟弟也死了，那王位又该由谁继承？弟弟要把权力传给自己的儿子还是还给哥哥的儿子呢？
中国后世数千年的历史都在反复地说明一个道理，在一个王朝中，最高权力的归属容不得任何的暧昧不清，否则，父子反目、兄弟相煎的悲剧就会随之而起。
商朝早期很有可能就是如此，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自中丁以来，废嫡而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
混乱的王位继承制度引发了一连串政治风波，王位的竞争者和他们背后的拥趸者互相倾轧，暗自拆台，每换一位君主，便意味着人事任命的广泛变动和权力版图的重新划分，王朝的首都也是在这种背景下不断地更换的。
另外，还有一种关于商人迁都的解释值得一提，那就是商朝迁都是由于一系列军事失利所致。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解释和水患之说有着相同的底层逻辑，都是因为气候的剧变。
当气候转冷时，黄河地区会迎来更多的降水，北方地区由于降雨带的南移会变得更加干旱，而由降雨量决定的农牧交界线也将会被重新划定在更南的位置。寒冷和干旱会极大地减弱北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饥寒交迫之下，凶狠的北方民族会面目狰狞地望向温暖的南方。
从考古证据来看，我们可以在商朝早期清晰地看到北方青铜文化的扩张和南方商朝文化的后撤，南北力量的此消彼长就这样被直观地展现出来。
面对北方敌族的步步紧逼，商王朝内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任何应对失当都会触动各方势力敏感的神经，进而引发政权的动荡甚至君王的更迭，王朝的首都也伴随着最高权力的改弦更张而不断迁移。
这种观点认为，是北境匮乏引发的军事压力间接导致了商朝的不断迁都。
尽管今天学界对商人迁都的真正原因还无法达成一致，但是我们却幸运地发现了整个迁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即今天河南郑州的亳都遗址。
亳是商朝在迁都殷地之前的一处早期都城，有部分学者认为，亳都正是由商朝开国君主成汤定立的第一个首都。
在这个遗址中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一些在贵族墓附近发现的盗洞很小，方便盗墓贼隐蔽，但是有的盗洞却巨大无比，而且毫不避讳，直接贯穿墓室，到底是什么人可以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挖掘贵族和王室的陵墓呢？
有人推测，殷商灭亡之后，周朝人为了复仇和清算，对商朝王族的陵墓进行了系统性的破坏，一座座王陵被周人掘开，里边的陪葬品和尸骨大都被掠夺和销毁。
无论之后的周朝人是否真的破坏了商人的王陵，可以确定的是，周朝人曾经被深深地压迫在殷商王朝的恐怖政权之下，周朝建立政权后，也对商人实施了一系列清算和报复。
如果今天的我们想要理解当年周人的情绪，或许应该回到商朝的文化中去，去了解大方鼎象征着的祭祀与权力，因为正是在那方鼎的背后，隐藏着殷商王朝的本来面目。
不同时代的文物往往都有着不同的气质，比如，秦汉的文物往往显得古朴；两晋的文物显得飘逸；唐朝的文物显得豪迈大气；宋朝的文物则显得精致可爱。
如果大家观察一下殷商的文物，便会发现，殷商文物往往透着一股狰狞和恐怖，时常可见一些猛兽食人的图案和各种抽象怪兽的形象，仿佛商朝人在刻意地描绘出鬼神的威严和人类的卑微。
商朝是一个极为迷信的王朝，3 000 多年前，鬼神和巫术统治着中原大地，那是一个血腥的时代，一个活人献祭的时代。
无论是文献还是考古出土的文物，都有关于商朝人残酷而频繁献祭的证据。
贵族墓葬中，殉葬的人、狗的骨骸被精心地安置，婴儿也被一同埋入黄土。在一些大型墓葬的墓道中，十几颗头颅被摆置成统一的朝向，更有一些人被残忍地肢解，堆叠在棺木的一侧。
有学者统计，在大型献祭活动中，商朝人最多曾经一次杀死了 500 多人当作祭品。
商朝人这种对死亡的偏爱并不仅仅局限于殡葬活动，而是渗透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些手持兵器和盾牌的武士被埋葬在房屋和宫殿的地基里，还被摆成了跪坐警戒的造型，当我在殷墟看着这些武士的骨骸时，忍不住感慨，他们守卫的宫殿和王朝早就已经化为尘土，但是数千年过去，他们似乎依然没有能够从自己的「岗位」上解脱出来。
从甲骨文的记载推测，商朝将首都迁至殷地之后，至少有上万人被残酷地处决，或被敬献给无形的鬼神，或成为死去的贵族的陪葬。
在所有关于殷商活人祭祀的文物中，有两件文物非常具有代表性，那是两件青铜甗（音同演），今天依然陈列在安阳殷墟博物馆的展厅中。
甗是一种炊具，大体上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被称为甑（音同赠），用以盛放食物，下半部分被称为鬲（音同立），用以装水。下方的鬲被加热时，其内部的水会受热蒸发，蒸汽通过中间的篦子进入上方的甑中，将其内部的食物蒸熟。其原理和今天的蒸锅颇为相似，但是殷墟博物馆展厅里的那两件青铜甗非常特殊，因为它们内部都盛放着人头。
较早发现的一件青铜甗出土于 1984 年，由一个年轻的考古队员在一次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当时，这种炊具里盛放人头的情况首次出现，学者们也不明所以。
有学者认为，青铜甗内的人头是不小心滚落进去的，炊具盛放人头的现象应该是偶然事件，毕竟在考古学界，孤证的说服力非常有限。由于青铜甗被外力挤压，致使其上半部分的甑扭曲变形，内部的人头被卡在里面无法取出进行检验，所以这个盛放人头的炊具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1999 年，又出土了另外一件装着人头的青铜甗，这件文物被保存得很好，打破了之前那件文物孤证的局面，于是学者们开始着手对 1999 年的这件青铜甗进行全面的调查。殷墟考古队队长唐际根老师就曾经详细地介绍了这件文物的研究情况。
唐老师说，想要深入了解这件文物，要先解答 3 个问题：
\1. 这个青铜甗里的人头是偶然间滚落进去的，还是被人故意放在里边蒸煮的？
\2. 如果这个人头真的被蒸煮过，那么这颗人头的主人是什么身份？
\3. 商朝人为什么要蒸煮这个人的头颅？
为了弄清楚第一个问题，唐际根老师和同事们从 1999 年这件青铜甗内的头骨上掰了一小块骨片拿到实验室去化验，化验结果显示，相对于殷墟其他位置发现的商代骨骼来说，这块骨片里的钙质流失了。
这意味着，头骨并不是不小心滚落进青铜甗的，它应该是被人故意放在里面蒸煮过。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判断这颗头骨主人的身份。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这颗头骨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女性，而从牙齿的磨损和发育程度判断，这位女性在死亡的时候大约 15 岁，是一位少女。除此之外，这颗头骨上还有更多的隐藏细节可以给专家们提供更多的线索，比如，专家们从少女嘴里取下了一块牙齿，做了锶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这个女孩不是河南本地人。
锶是第二类主族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位于钙元素的正下方，和钙原子一样，锶原子的最外层也有两层电子，但是由于锶原子的半径相对较大，所以它更容易失去最外层的两个电子，也就是说，锶元素的化学性质比钙活泼。在日常生活中，人类会通过饮食等方式摄入自然界中的锶元素，这些锶元素会替换骨骼中的钙，这一步对于考古学者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锶元素在自然界中大概有四种稳定同位素，这些同位素彼此之间的比例在各个地区是不同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和驻马店的比例都不同，一个人在某个新的环境中生活久了，其骨骼内的锶同位素比例就会渐渐地与当地环境保持一致。
然而，有一处骨骼是个例外，那就是人的牙齿。
人的牙齿的最外层被称为牙釉质，由致密的无机盐构成，坚固且稳定，一般来说，人的恒牙会在 12 岁左右完全发育成熟，一旦牙釉质发育成熟，其内部的锶同位素水平就会被永远地锁死，无论之后这个人再迁徙到哪里去，牙齿里锶稳定同位素之间的比例都不会改变。比如，我 12 岁以前在北京长大，牙齿也是在北京发育成熟的，将来即使我到地球的另外一端生活，牙齿里的锶同位素比例也不会再发生任何变化，依然与北京的比例保持一致。
考古学者对青铜甗里的那颗少女头骨做了锶同位素测定后发现，这个少女的老家不在河南，她很有可能是被商朝人抓到首都殷地的，那么这个女孩是哪里人呢？
专家又对少女的牙齿做了氧同位素测定。
氧在自然界中有两种同位素：氧–16 和氧–18，一般来说，在中国这种大陆性季风气候的降雨影响下，越是深入内陆，环境中氧–18 的比例也就越低，而这个少女牙齿中氧–18 的丰度要高于殷墟其他同类样本，所以，相对于河南安阳，这个女孩的老家应该更靠近大海。
专家对以上线索进行汇总之后，做出了一个初步推测，这个女孩有可能是安徽六安人。
因为，这个青铜甗的出土地层是殷墟四期，已经是商朝快要灭亡的时间，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正是在这一时期，殷商军队在河南安阳东南的安徽六安地区展开过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场战争打了大约一年，最后殷商军队得胜还朝，极有可能带回了一些俘虏，所以，从时间和地理信息判断，那个被蒸煮头颅的少女可能来自安徽六安一带。
还有线索表明，这个被献祭的少女有可能是个贵族，这是从她的口腔卫生情况来判断的。
人的牙齿最外层的牙釉质结构非常坚固，其强度仅次于金刚石，一般情况下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
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以碳水化合物，比如以谷物为食的话，那么谷物中的淀粉会在口腔里被淀粉酶水解为葡萄糖，葡萄糖会被口腔里的微生物转化成有机酸，这些酸性物质会不断地腐蚀人的牙齿，造成龋齿，所以人的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越高，越容易出现严重的龋齿。
但是这个少女并没有严重的龋齿，说明其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相对较低，蛋白质的比例相对较高。在当时，相对奢侈的肉食是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这或许可以说明，这个少女经常以肉类为食，她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有可能是当地贵族。
由此推测，这个少女所在的群体，应该遭遇了殷商军队的打击，她本人被商人俘虏，头颅被放在炊具里蒸煮烹饪。
通过关于活人祭祀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殷商王朝经常对周边的民族和部落实施军事打击，而在战斗中被俘的人，很可能会被残酷地处决，或者被献祭给鬼神。
考古证据显示，大量殉葬的人牲是来自河南以外地区的，包括相对遥远的甘肃地区。在文献记载中，周文王甚至在商王的威压下被迫吃下了自己儿子的肉。
商朝人虔诚地相信鬼神主宰着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但是，为什么崇拜鬼神就要残忍地献祭活人呢？这恐怕要从另一种动物开始讲起了。
这种动物就是鸽子。
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ner）是一代心理学宗师，也是行为主义的旗帜性人物，他在 1948 年曾经发表了一篇广受关注的论文，以解释鸽子如何在实验环境下变得迷信。
斯金纳将 8 只鸽子分别置于彼此独立的 8 个箱子内，箱内设有机关，每隔 15 秒就会有食物落下给鸽子喂食。几天之后，两位观察者分别记录了这 8 只鸽子的行为。他们发现，这 8 只鸽子中有 6 只都在行为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比如，有的鸽子会刻意地逆时针转圈，而有的则会反复地用头部撞击箱子的某个角落，还有的会将自己的脖子反复抬升，似乎在抬起某个不存在的杠杆，而这些行为在实验开始之前都是未曾被观测到的。斯金纳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鸽子误以为是自己的某种行为导致了食物的出现，而这种因果关系其实并不存在。
当斯金纳将喂食器的时间间隔从 15 秒延长到 1 分钟时，鸽子表现得更加亢奋了，在下次喂食之前会不停地跳「求食舞」，它们以为是自己转圈或者抬脖子的行为导致了食物的出现。可以说，这种喂食机制强化并且固定了鸽子的某些随机行为，鸽子错误地将仅仅在时间上有先后顺序的两件事建立起了因果关系，这其实是鸽子的一种迷信行为。这种迷信行为很容易产生，却很难消除，后来的实验数据表明，要想完全消除这种迷信行为，需要 1 万次以上的重复。
事实上，并不只有鸽子会有迷信行为，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在其他动物和人类身上，这一结论得到了反复的验证。
「左眼皮跳就是有财，右眼皮跳就是有灾。」
「拜这个观音像就能怀孕。」
「打破这面镜子就会有血光之灾。」
「杀死这只黑羊，用血画个法阵，今天的比赛就必胜无疑了。」
「别从梯子下面走，要不然会倒霉。」
上述这些人类观点和鸽子为了求食而跳的转圈舞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将先后发生的两件事之间强行建立因果关系，就是迷信的本质。当历史上的迷信行为与其他因素发生「共振」时，便可能形成野蛮而残酷的文化习惯。
比如，用活人献祭。
对商朝人来说，风调雨顺、战胜敌人、粮食丰收、狩猎成功、分娩顺利等，就好像喂食器里掉下来的食物一样是一种正向的奖励，而这种奖励同样会加强和固化商朝人的随机行为，但他们的随机行为那么多，为什么活人祭祀这种野蛮的文化行为就被加强和固化了呢？
很可能是因为匮乏，在匮乏的环境下，这种野蛮的行为可以实现逻辑上的自洽。
商朝虽然已经开始了农业生产，但是由于农业技术发展水平低下，高产作物还没有被引进中国，所以对商朝人来说，食物的匮乏是一种常态，我们可以从考古证据上清晰直观地看到这一点。
吉林大学历史学博士原海兵曾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详细阐述了他在殷墟小型墓葬中的发现。殷墟的小型墓葬中埋葬的通常是商朝的平民，作为人口比例最大的一个社会阶层，这些平民的健康水平可以直观地反应出整个商王朝社会发展的大体情况。
考古结果显示，商朝的平民大多数都营养不良，原博士统计了殷墟小墓中多孔性骨肥厚（Porotic hyperostosis）的发病率。多孔性骨肥厚是一种出现在枕骨、额骨和顶骨的多孔性损伤，一般认为，缺铁性贫血是造成这种损伤的主要原因。
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从殷墟小墓中采集的 38 个男性样本中，有 37 个存在多孔性骨肥厚，比例超过了 97%，而在 30 个女性样本中，24 个存在损伤，比例为 80%。用原海兵博士的原话来说，「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缺铁性贫血在殷墟小墓居民中是普遍存在的」。
这种缺铁性贫血和因饮食造成的营养不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相对来说，肉食中的铁元素比谷物中的铁元素更丰富，也更容易被人体吸收，一个人如果长期缺乏肉食的摄入而过于依赖谷物的话，便很可能患上缺铁性贫血。
除此之外，原海兵博士还发现了另外一个更加直观的例子以证明商朝存在着普遍且严重的匮乏，那就是牙釉质发育不全（enamel hypoplasia）。
牙釉质发育不全是釉质矿化不良造成的，往往会在人的牙齿表面留下沟或坑，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营养不良。现代医学往往把牙釉质发育不全视作青少年身体发育停止的迹象，也有统计表明，那些身高低于平均水平的个体也会伴有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情况。
殷墟小墓中的样本显示，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情况在商朝平民中普遍存在，36 个男性样本中，28 个牙釉质发育不全，比例接近 78%，而女性的 29 个样本中，有 23 个存在着同样的健康问题。原海兵博士对这个数据进行了直观的总结：「（这些数据）也许暗示当时的食物供应并不充分，营养不良的情况在人群中普遍存在，人们的生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由此可见，商朝的食物长期处于普遍匮乏的状态，这种大背景对那些可能被固定和强化的随机行为产生了一种定向筛选，凡是无法应对匮乏压力的随机行为，都将无法维持下去，而那些可以应对匮乏压力的行为，即便是残暴血腥的，也会被强化，比如活人祭祀，因为这种残酷的行为与匮乏的环境非常契合。
不妨想象一下，商朝人烧死一个人之后，凑巧下雨了，干旱已久的田地得到滋润，那么商朝人就会像鸽子那样，把焚人和下雨这两件毫无关系的事建立起因果联系，逐渐形成迷信。
同时，活人祭祀多少会削减一些人口，无论是本地人还是抓回来的俘虏，也就减少了粮食的消耗，人口的压力便会随之减弱，正好应对了粮食不足的困境，于是，这种残酷的行为可以通过匮乏环境的筛选，被随机降临的奖励不断地加强和固化。
所以我认为，活人祭祀的本质，就是一种在匮乏环境中被筛选出来，进而又被随机出现的奖励事件固化和加强的迷信行为。
活人祭祀的迷信行为被不断加强和固化后，其形式也更加多样了。比如，在殷墟的车马坑里，有被埋葬的马车以及人马的骨骸，学者们相信，其整齐而充满仪式感的摆放方式无疑也是一种人畜的献祭。
值得一提的是，殷墟车马坑里的马车是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最早的马车实物，这让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马车技术很可能是由外部传入的。
第一个原因在于，驯化的家马并不是中国的本土物种，虽然中国新石器时代有一些马骨出土，但是绝大多数马骨还是普氏野马的马骨，先民并没有骑乘它们或者让它们拉车，而是捕杀它们为食。普氏野马和驯化的家马是完全不同的。尽管在殷商以前，有极其零星的驯化的家马的马骨在中国境内出土，但是家马真正成规模地出现还是在殷墟的车马坑里，所以对商朝人来说，家马是突然出现，而不是本土一直存在的物种。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距今大约 6 000 年，家马在乌克兰或者哈萨克斯坦境内被驯化，之后伴随着印欧人的扩散而传遍欧亚大陆，对商朝人来说，家马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外来物种。
马车技术外来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技术，都有一个起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车辆技术也应该如此。在欧亚大陆的西边，考古证据清晰地显示了西方车辆是如何诞生、发展，再到成熟的。
比如，西方车辆最初是四轮车，拉车的牲畜不是马，而是牛，因为当时车辆技术不成熟，车速不能太快，否则容易侧翻或散架，而且车轮是由实心木板做成的，并不是后来的辐条结构。两轮战车技术出现以后，马匹开始成为牵引车辆的主力，因为两轮车辆更方便转弯而不至于侧翻，所以马匹高速奔驰的特性就可以得到充分发挥。车辆为了轻便，还发展出了辐条结构的车轮，随着技术的精进，车轮辐条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从四根到六根，再到八根，这个发展过程可以被清楚地看到。
殷商车马坑里的车辆技术却远远高于西方的早期车辆，都是两轮马车，而且有些车轮辐条竟多达 26 根，殷商战车的技术水平完全超越甚至碾压它们。
事实上，世界上有的民族由于长期与欧亚大陆处于隔离状态，所以从未掌握车轮技术，比如美洲的印第安人，虽然在天文和历法方面取得了相当傲人的成绩，但是在欧洲殖民者抵达美洲之前，他们没能发明出任何一架具有实用价值的车辆，这也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在中国，家马的驯化和车辆技术的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交通和运输成本，不仅使各地的物资和文化得以更加频繁地交换，也让中央王朝可以更快地把自己的意志和力量投射四方，将全国凝聚为一个整体。马政在中国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一直都是事关国家命运的重要事物，比如在秦帝国设立的三公九卿制度中，负责马政的太仆便位列九卿之一。
也正是马匹和车辆，在公元前 11 世纪左右，见证了殷商王朝的谢幕。
商朝定都殷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气候非常湿润、暖和，竺可桢先生认为，殷墟时期的年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 2 摄氏度左右，与今天长江流域的气温相仿。彼时的中原大地还是一片亚热带雨林，今天已经在河南绝迹的犀牛和大象，当年却在殷商王朝的疆域内四处驰骋。
在殷墟曾经出土了一副小象的骨骸，脖颈处还挂着一个铜铃，说明那是一只被人类驯养的小象，足见当时的商朝人和大象相处密切。此外，在甲骨文中，「大有作为」的「为」字，看起来就像是一只手在牵着一头大象，这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潮湿、温暖的环境中，农作物往往会有更好的收成，更多的粮食储备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大规模的军队，在殷商中后期的历史中，殷商王朝迅猛扩张，骏马拉着两轮战车四处驰骋，一批又一批俘虏被抓回首都斩首祭神。我相信当时整个王朝一定信心满满，昂扬向上，他们坚信自己所献祭的鬼神会永远保佑自己。
然而，到公元前 11 世纪左右，中国再一次迎来气候的转冷，与寒冷相伴的干燥也随之而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彦民表示，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商朝后期一些卜辞中，「烄」字出现的频率明显多了起来。「烄」字在甲骨文里看起来就好像一个人被置于火焰上炙烤，其含义为焚人，是活人祭祀的一种，主要目的在于求雨，而商朝后期越来越多的焚人记录意味着当时气候已经整体转向干旱，焦虑的商朝人不断地将人烧死以祈求降雨，可以想象，寒冷和干旱给古代农业生产带来的威胁有多大。
粮食减产会造成食物的匮乏，食物匮乏会使得整个王朝人心涣散，军队后勤崩溃，同时，被饥饿逼入绝境的各地方国和诸侯也会铤而走险，试图挑战中央王朝的权威。在古代社会，饥饿和造反常常相伴相随，殷商军队在王朝末期四处镇压，然而，他们数百年来一直崇拜的鬼神终究要抛弃他们了。
就在商朝忙于应对各方战事之际，居住在陕西周原一代的周族认为时机已到，在周武王姬发的带领下，早已对殷商心怀不满的各路诸侯聚集起来，在牧野讨伐商军。由于主力部队尚在东南激战，无法及时回援，殷商末代君主纣王不得不将奴隶仓促地武装起来投入战场，以应对士气高昂且同样装备了先进战车的周朝联军，然而，商纣王忘记自己是如何对待那些奴隶的了，他忘了那些奴隶被斩首和肢解之前绝望的哭喊，忘了商朝人怎样虔诚地将奴隶们的血肉献祭给鬼神。周朝联军大兵压境之际，虚无缥缈的鬼神没有出来保佑残暴的殷商和同样残暴的纣王，那些被鬼神「吃肉喝血」的万千生灵又怎么会为殷商而战？
奴隶们临阵倒戈，殷商王朝灰飞烟灭，绝望之下的纣王站在高台之上，望着无尽的河山，将自己焚于熊熊烈火，就好像无数为了求雨而被「烄」的人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殷商君主成了这个王朝灭亡之前最后一个被献祭给神明的人。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里，有一件文物见证了殷商的灭亡，那就是青铜利簋。正是它内壁的一列铭文，照亮了大半个中国先秦史。
周朝之后的一些历史文献，比如汉代的《史记》，对牧野之战的记载非常可疑。司马迁写道，牧野之战中，是周朝 4 万联军击溃了殷商 70 万奴隶军，并最终倾覆了整个商王朝，双方参战总人数足足有 74 万。一些研究商周文化的考古工作者表示，这个数字太过离谱。20 世纪中叶的解放战争中曾经有著名的三大战役，其中淮海战役是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一次决战性战役，要知道，即便是在 20 世纪中叶的生产力水平下、4 亿人口基数的国家里，国民政府都没能动员 74 万人参战，何况是 3 000 多年前的河南省郊区？商朝和周朝两方绝不可能动员 74 万人参战。
由于这个数字太过夸张，以至于有学者表示，很可能历史中根本没有牧野之战，这很可能是后来周朝政府的政治宣传，是为其政权增加合法性的故事。
然而，1976 年，青铜利簋出土了，其内壁的铭文用无可争议的事实证明了牧野之战确实发生过（铭文中并没有记载具体参战人数），所以这件文物是中国上古时期一次灭国之战的直接见证。青铜利簋见证了延绵 5 个半世纪的殷商王朝的覆灭，也见证了将近 800 年的周王朝的开辟，它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最重要的一件文物，将中国数千载的历史清晰地划分为前后两段。
如果大家走到国家博物馆青铜利簋的展柜前，就可以在展柜上方看到一块展板，上面是利簋内壁铭文的拓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右数第二列的第一个字，看起来很像一只猫，有一个大脑袋，上面有两只耳朵，下面伸着四条腿，但那个字并不是「猫」，而是「鼎」。第二列第一个字和第一列最后一个字合起来念「岁鼎」。「岁」是指木星，由于木星公转一周大约是 12 年，因此被称为岁星；而「鼎」字意为「正当中天」，「岁鼎」两字合起来就是指「木星运行到天空中最高的位置」。整个青铜器的第一段话是「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翻译成白话就是「周武王征讨商朝的那个甲子日清晨，木星运行到了天空中最高的位置」。这对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学者们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因为天体的运行是有其自然规律的，用数学模型不停地回溯，就有可能知道「岁鼎」这一天文现象出现的具体时间。
考古学者先用碳–14 对西周早期的一个遗址做了定年，把商周交界的时间大体框定在公元前 1050 年到公元前 1010 年的范围内，然后天文学家再对这一时间段内的天象进行回溯和分析，综合「甲子」和其他文献线索之后，将牧野之战指向了一个时间，即公元前 1046 年的某一天。
也就是说，公元前 1046 年的一个清晨，东征讨伐商纣王的周朝联军在悠远无垠的天际之中，看到了木星正当中天的景象。
华夏上古时期一次灭国之战的时间线索，竟然闪烁在苍穹星海之中，之后又被我们的祖先用金属的文字铭刻在一件青铜礼器之上，就这样，「宇宙」「上古」「灭国」「铭文」几个词汇，被一件文物串联在一起，让我感受到一种来自渺远时代的宏大与浪漫。
环境的巨变带来了极大范围的匮乏，而匮乏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埋葬了殷商。也许在上古时代的华夏大地，冥冥之中真的有神灵，只不过它们再也无法护佑殷商了，所以刻意拨转了星辰，为这个王朝安排了一场意味深长的葬礼。
殷商覆灭之后，周朝人建立了新的政权，之前那些残暴血腥的恐怖回忆都和商朝的王都一起被彻底地埋葬了。从周朝开始，中国人渐渐摆脱了对鬼神的疯狂崇拜，转而用道德和礼制来构建整个社会，此后数千年，中国社会中的世俗力量一直牢牢地占据着主宰地位，华夏大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政教合一的全国性政权。
今天，主宰这片土地的不再是曾经那些虚无缥缈的鬼神，而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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