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经典的诡辩 ？
2023-06-23T00:00:00Z | 21分钟阅读 | 更新于 2023-06-23T00:00:00Z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连绵的小雨过后，已经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巴黎和会，将在这里迎来它的终章。
但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中国代表团曾经的宏图壮志，却在早在这一天之前就已经烟消云散。
此时站在会场外，准备独自挑战整个世界的，只剩下顾维钧一人而已。
他不能进，一旦中国代表团踏入会场，将意味着中国在外交战线上又一次彻底的失败与妥协，山东半岛也将不复为中国所有；
他也不能退，一旦离开，则将意味着他几个月来辛苦斡旋所取得的外交成果，全部化为乌有。
他必须要这样壮烈而又有些尴尬地，在会场外的旅馆里坚持着，指挥着几名临时雇用的法国留学生，不断打探着会场内的消息。
以保证自己能够在《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签约仪式结束后，第一时间走入会场，在《对奥合约》上签字，保留中国在即将成立的「国联」中的创始国资格。
同时，也让中国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奥匈帝国在中国的天津租界，取消德、奥在中国的其他权益——
这是中国在战场上没有获得的东西，但顾维钧在谈判桌上争取到了。
负责打探会场消息的留法学生气喘吁吁地在顾维钧身旁一屁股坐下，眼望着不远处的凡尔赛宫，气鼓鼓地嘟囔着「弱国无外交」。
已经在沙发上沉默地坐了整个上午的顾维钧，微笑着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头：
「弱国未必无外交。今日吾辈努力，当为中国在世界舞台留一孔之息。明日汝辈努力，终有一天，中国人也会坐在里面那个谈判桌上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时，距离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还有 26 年，距离中国在联合国首次使用「一票否决权」还有 53 年。
不知道顾维钧是真的能够未卜先知，或者当年只是在绝境中的自我激励。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他当年拼尽全力为中国外交留下的那「一孔之息」，让中国外交官终有一天可以对世界说「不」的火种始终未灭。
1
在巴黎和会召开前一年，1918 年的中国人是快乐的。
尽管国内政治依然一团糟，代表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跟护法战争后成立的广州军政府还在南北对峙，和平遥遥无期。
但在国际舞台上，经历了从 1840 年以来无数次被按在地上暴揍的惨痛失败后，这一年，中国终于第一次成为了战胜国。
虽然当初为了鼓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两国曾经口头许诺，战后会「以世界头等大国相待」。
但直到接到去法国巴黎「共同确立战后国际关系准则」的邀请时，中国人才敢相信，自己真的「胜利了」。
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所发表的，「建立国联，维护世界永久和平，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应该平等」的「十四条宣言」，看起来则为中国人的「胜利」赋予了更实际的意义。
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中国完全可以凭借这次「胜利」，彻底摆脱被殖民、被奴役的地位，甚至再次恢复「天朝上国」的荣光。
一时间，「公理战胜、强权失败」的口号直冲云霄，成为了 1918 年底的国内第一「热词」。
沸腾的民意之下，一向懒散拖沓的民国政府，办事效率也一下高了许多。
迅速聚集了当时国内名气最大的
因为当时英法曾经口头许诺过，会在战后和平会议上，给予中国五个参会席位。
当时的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最后拍了拍脑袋，本着熟人好办事的原则，把跟威尔逊私交甚笃的驻美公使顾维钧，凑数般也列入了代表团名单。
事后证明，这个充满着「中国办事风格」的拍脑袋决定，最终成为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成败的关键。
时年 30 岁的顾维钧，其实是当时对西方外交思想与理念理解最为深刻的中国人之一。
这位 16 岁考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本科，23 岁就一路拿下了哥大法学院博士学位的超级学霸，在读书期间一个很重要的娱乐方式，就是跟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未来美国总统威尔逊「吵架」。
两人经常会围绕中美民主制度问题彻夜争辩，辩论完之后，威尔逊往往会邀请顾维钧去家里吃饭，顾维钧也从来不客气，吃完饭擦擦嘴接着跟威尔逊吵……
甚至直到威尔逊当总统后举办婚礼时，受邀参加的顾维钧都不忘在婚礼前，跟威尔逊好好讨论了一次外交护照使用规程。
外人只知道顾维钧跟威尔逊是一对「忘年交」，却不知道，正是在这种与政治高手不断的思辨当中，顾维钧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全迥异于国内传统外交官员的理念和风格。
早在 1918 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激战正酣时，顾维钧凭借着敏锐的外交嗅觉，已经预感到，战后中国可能有机会收回一些丧失的利益。
因此他早早便在驻美大使馆里成立了一个资料小组，开始搜集欧美各国的外交动态。
而 1918 年威尔逊的《十四条和平宣言》首次提出了「国联」这个概念后，顾维钧又提前起草了两个，在其他外交官看来不屑一顾的有关国联问题的备忘录。
备忘录对这个新的世界组织有可能发挥的作用，及对中国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分析，得出了中国应全力支持并争取加入「国联」的结论。
1918 年 12 月，做足了准备的顾维钧兴冲冲抵达巴黎，与中国代表团汇合，却惊讶地发现，这些中国外交界最优秀的老前辈们，此时正在——厮打。
以前从来都是自己战败后，在会议室外揣揣不安地等着别人商量如何让自己割地赔款，如今突然有了坐上谈判桌的机会，几位老前辈明显是有点发蒙。
北京政府从袁世凯、段祺瑞到徐世昌，一脉相承都执行的是「联日」的外交政策，于是代表北京政府的陆征祥，也就懵懵懂懂先去跟日本人讨论了一次外交政策。
但这在代表广州军政府的王正廷看来，完全就是提前泄露军机的「卖国行为」，立即跟陆征祥吵了个沸反盈天。
而外交天团的另外两员大将，施肇基跟魏辰祖两人，其实说到底只不过是研究系梁启超和唐绍仪的政治代表，一心只想提高自己政治派别在国内的影响力，因此调门一度唱得比王正廷还高。
连「奥匈两国国民每人赔偿中国白银一两」这样荒诞不经的议题，都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讨论，自然也遭到了陆征祥和王正廷的反击。
眼看着距离巴黎和会开幕已经不到 10 天，这些代表团里却还在每天离题千里，吵得不亦乐乎，顾维钧此时也顾不上自己人微言轻，急忙先「调停」了一次代表团里的「内战」。
得益于提前一年所搜集到的海量资料，顾维钧首先缜密地跟其余四位代表分析了战后的世界局势，认为由英美主导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已经逐渐清晰，日本战后在东亚的崛起也已经不可避免。
因此，中国跟日本两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利益索求必将出现重叠，日本将会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最主要的对手，「联日」无异与虎谋皮。
中国要想抵制日本的侵夺，单靠自身力量肯定不行，必须得依靠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说了算」的英美两国力量。
根据顾维钧掌握的资料，英国当时已经跟日本形成了准同盟国关系，因此「联美制日」，才是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外交策略。
而在具体的外交目标上，顾维钧也用事实，让大家从热血上头的亢奋状态中冷静了下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实并没有直接派兵取得过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本身参战时间也较晚。
所以，低调地制定一些能实现的小目标，绝对比盲目想搞个大新闻，最后一无所获要强。
最终，在顾维钧的多方协调下，中国代表团终于在巴黎和会开幕前 36 小时达成了一致，将「联美制日」确定为本次和会的外交总方针。
并且将外交目标分为了两个等级：
一定要实现的目标为：收回德国、奥匈帝国租界，并取消两国在中国的其他特权；
争取实现的目标为：撤销《庚子条约》中各国在中国驻兵权、警察权、领事裁判权；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重新修订海关税则。
分属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中国代表团，终于在这一刻，暂时团结在了一起，准备迎接新世界的挑战。
2
1919 年 1 月 18 日，巴黎和会在巴黎凡尔赛宫正式召开。
就在当天，中国代表团就遭遇了第一个打击。
按照英法之前对中国承诺的「以世界头等大国相待」，中国应该跟英、法、美、意、日五强一样，有五个参会席位。
但等到入场时，中国才发现，自己被大会列入了「三等国家」，跟希腊、沙特、波兰、泰国等国家并列，只能派两名代表入场。
这突如其来的冷遇，像一盆兜头凉水般，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次巴黎和会，绝不会像在国内时想的那样容易。
突发状况很快接踵而至。
1 月 27 日中午，巴黎和会最高决策机构「十人会」，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通知中国代表团，需要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就「山东问题」进行答辩发言。
这个突如其来的通知，让中国代表团一头雾水。
因为按照大会公布的议程，中国代表团未来五天内都根本没有会议需要参加，他们也根本没有向大会提交过什么「山东问题」议案。
五人中消息最灵通的顾维钧立即出门打听消息，不一会就脸色苍白地跑了回来：
根据美国代表团那边的消息，27 日上午，日本代表在「十人会」中提出由自己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该提议已经被大会列为了正式议题，所以才会紧急通知中国代表下午参会。
在确认消息属实后，陆征祥浑身瘫软，差点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清醒过来后，死活也不愿意去参加下午的会议。
无奈之下，中国只能派出二号代表王正廷与顾维钧两人参会。
在下午的会场上，面对正襟危坐、如临大敌的中国代表，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却是一副「爷只是来办个过户手续」的悠闲表情。
在宣读了一份简短声明，要求胶州湾租借地以及铁路和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应该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之后，牧野伸显不等中国代表回话，又自顾自地出示了两份文件。
其中一份文件显示，早在 1915 年，段祺瑞政府便在一份《关于山东之条约》的文件上签过字，对日本在山东的潜在权益进行了认可。
而另一份 1917 年签订的文件则更离谱。
驻日公使章宗祥居然直接在日本要求租借胶济铁路的提议上，写下了「欣然同意」四个大字，并且龙飞凤舞地在下面签了名，写了日期，从字迹就能看出，签字时是相当的「欣然」。
这两份秘密条约，王正廷跟顾维钧此前闻所未闻，但眼见着白底黑字却又不能不信。
王正廷低声嘟囔了几次，却始终无法组织好语言当庭抗辩。
还是顾维钧眼看情势不对，急忙从外交法理角度抗议：
「国际惯例，涉及领土争端的外交会议，两国均需取得各自政府授权后才能开始讨论。我国之前从未向政府申请过山东问题授权，今天需要先回去向政府提交申请，明日才能答复。」
这次突然袭击，显然已经让日本在会议中占据了绝对优势，「飞龙骑脸怎么输」的自信，让牧野伸显很大度地同意了中国代表的要求，中国由此获得了宝贵的一夜喘息之机。
回到驻地后，王正廷跟顾维钧径直闯进陆征祥房间，连番质问他为何死活不愿出席下午的会议，是否早就知道日方会有此动作。
激动之下，王正廷甚至将手指直接戳到了陆征祥脸上，厉声斥责他是「汉奸卖国贼」。
被同伴严词苛责的耻辱，再加上中国的国土眼见又要被分割的严峻形势，逼得陆征祥这才吞吞吐吐向两人透露了内情：
当年袁世凯迫于全国压力，虽然并未跟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但最终还是在 1915 年，根据「二十一条」中的部分内容，跟日本签署了 2 个条约跟 13 件换文，统称为《民四条约》，里面确实有承认日本在山东权益的条款。
到了 1917 年，段祺瑞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跟日本秘密签订了一系列的军事援助协议，用以编练「参战军」将来对付广州军政府，武力统一南北。
而为了获得这些军事援助，段祺瑞政府确实也出卖了山东的部分权益。
所以从法理上来说，日本确实掌握着继承德国在山东权力的法律依据。
当着众人的面讲完这些内幕，羞愧难当的陆征祥立即起身去了教堂，为自己「赎罪」。
在他看来，只要日本提出「山东问题」议案，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就是一个「死局」，包括他陆征祥在内的代表团五人，已经势必要被钉在历史新的耻辱柱上。
屋内剩下的众人，顾维钧、施肇基和魏辰祖常年驻在国外，本身对国内政治不甚了然，至此只能相对默然。
只剩下王正廷依然难以控制激动的情绪，在房间里神经质一般一圈圈地转圈子，口中一会怒斥北洋政府卖国，一会哀叹弱国无外交，最后就只是一遍一遍的念叨着：
「一定要将这些丑事都曝光出去，警醒世人！一定要将这些丑事都曝光出去，警醒世人……」
本来屋内气氛就压抑，王正廷又唐僧一样转着圈唠叨，看得顾维钧直犯晕，刚想出声阻止，却突然福至心灵般眼睛一亮，跳起来一把抱住了王正廷：
「弱国未必无外交！明天让你看看我顾维钧的手段！」
3
1919 年 1 月 28 日早九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第二次会议如期召开。
但令人意外的是，中方代表顾维钧直到大会开始十五分钟后才姗姗来迟。
巴黎和会「十人会」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外号「老虎」，从来只有人等他，什么时候等过人？
因此顾维钧刚刚在会场坐定，克里蒙梭就不耐烦地质问他为什么迟到？
顾维钧一番做作，就是为了引克里蒙梭发问，当下不慌不忙地摘下胸前的白花放在桌前：
「我去了法国陆军公墓，那里沉睡着用生命保障了这个世界民主与自由的战士。尊敬的克里蒙梭先生，您今天能坐在『十人会」主席的座位上讲话，证明他们的鲜血跟汗水没有白费」。
作为在一战中伤亡最为惨重的国家，顾维钧的一番话，立刻引起了克里蒙梭的共鸣。
眼看气氛已经烘到这儿了，顾维钧马上话锋一转：
「同时，我今天也去了巴黎郊外的华工墓地。一战期间，中国虽未直接参战，但是共向欧洲战场输送了 14 万华工和大量的粮食。近万名华工最终死于战场，中国同样为第一次大战的胜利贡献了生命。
今天我站在这个会场讲话，也是希望能够证明他们的鲜血跟汗水没有白费。」
眼见会场上一片啧啧赞叹之声，已经在一旁被晾了十分钟的牧野伸显这才明白，顾维钧今天根本就没想按套路出牌，而是玩了一手避实就虚的手段，不讲道理，只讲感情。
于是他立刻出声抗辩：
「日本陆军在一战中同样经历了火与血，贡献比中国更大，理应受到更大的尊重！而且我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毫无意义，根本与山东问题无关！」
「别急啊牧野男爵，这就要谈到山东了。」顾维钧立即转头，笑容可掬地看向牧野伸显：
「西方出了一位圣人，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牧野男爵你说对吗？」
「对啊。」牧野伸显下意识地答应了一声。
顾维钧的笑容更加灿烂了：
「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是东方的圣地。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
牧野伸显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个「套」，顿时被噎了一下，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不能跟着顾维钧的节奏走。
于是他立即摆出一副「扑克脸」，奋力将话题往法理跟条约上靠：
「既然你说了山东是仁义之乡，那么发祥于山东的中国人，也应该有最起码的契约精神，应该按照自己签订的协议跟条约去行事，而不是徒逞口舌之利。」
「都说了别急啊，这就要谈到条约了。」
顾维钧神色不改，笑得更加人畜无害：
「按照一战前的国际惯例跟外交契约精神，两国之间单独签订的秘密条约，未经双方允许是不能公之于众的。但是根据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倡议，在今后的外交活动中，我们应当反对秘密外交，提倡公正透明。」
顾维钧对着主席台上的威尔逊点点头，终于放出了今天的杀手锏：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日本代表显然是赞同威尔逊先生的提议的，因此在昨天的会议中，已经率先公布了部分中日密约内容。友邦尚如此积极，中国岂敢居人后。我们将会随即公布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所有秘密条约内容，供国际社会一观两国是非曲直！」
「什么？」牧野伸显像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狐疑地又问了一句：「你是说中国要公布全部的中日密约？」
「对！全部密约内容，一个不落！」随着顾维钧斩钉截铁的声音，整个会场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牧野伸显像是不认识顾维钧一样，死盯着对手看了足有五分钟，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很怀疑中国代表团昨天到底有没有联系自己的政府？我不相信中国政府有勇气敢公布所有秘密条约内容，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有这样的勇气！」
「那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过中国现在所遭受的耻辱！」顾维钧的神色终于变得严肃起来。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今日失一城，明日失一地，如果还不知抵抗，早晚会被瓜分干净。中国不论如何委屈求全，怕是今日也无法打消日本要强取山东的野心吧？那倒不如奋力一搏，做世界公理之殉道者！
牧野男爵熟知中国文化，应当知道匹夫一怒，血溅五步。我顾维钧等着自己的热血溅在牧野先生身上那一天！」
牧野伸显苍白着脸还想反驳，轰鸣的掌声已经打断了他的发言。
美国总统威尔逊、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等人，先后走下主席台跟顾维钧握手致意，并表示会全力支持中国对山东的主权申索。
在顾维钧精彩发言的鼓舞下，国内各方势力也罕见地就支持巴黎和会代表团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1919 年 2 月 15 日，北京政府抵住了日方多次严词抗议，向巴黎和会公布了《民四条约》中的 3 件换文及《中日防敌协定》《购械借款》《参战借款》等一系列「1917 年中日密约」内容。
跟顾维钧事先预想的一样，这一系列对华文件，完全暴露了日本想要独占整个东亚的野心，引起了列强的强烈关注跟反对。
1919 年 3 月 6 日，英、美、法、意四国代表共同会见日本代表，要求日方停止支付参战借款，停止继续从经济、政治上干涉中国内政。
同时对日方之前所提及的《民四条约》和「1917 年中日密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法理合法性，提出了强烈质疑。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大获全胜，似乎已经近在眼前。
4
然而变故再一次发生了，而且这一次的变故，来自于顾维钧一直视为后盾的中国国内。
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两周以后可以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在 1919 年的夏天，搅动巴黎和会局势的那只蝴蝶的翅膀，来自于大洋彼岸的中国国内——1919 年 4 月，北京政府跟广州军政府的南北和谈开始了……
因为共同的目标而暂时团结在一起的巴黎中国代表团，顿时再次四分五裂了。
因为和会代表团前期据理力争的精彩表现在国内影响极大，各方势力纷纷出动，想方设法地「蹭热度」。
研究系首脑梁启超亲赴巴黎，对着自己一知半解的外交事务指手划脚。
代表广州军政府的王正廷则更是过分，屡次在参会时，故意要跟身为团长的陆征祥坐在同一排座位，以示「南北政府平起平坐，共同参与和谈」。
有一次，王正廷甚至在会议进行时，故意不断往陆征祥的团长座位上挤，直至将陆征祥挤得「跌出座位，拂袖而去」，引得其他国家代表一阵哄笑。
若只是「蹭热点」也还罢了，巴黎和谈还成为了国内党派之间互相攻击的武器。
在 2 月 15 日北京政府公布部分「中日密约」后，国内舆论反响强烈，各大报纸纷纷撰文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
这让广州军政府仿佛一下找到了打击北京政府权威的「绝招」。
从 1919 年 4 月开始，广州军政府不顾顾维钧等人的强烈反对，继续在国内煽动舆论，强迫北京外交部又公布了各国密约共 15 种，其中对日 13 种、对英 2 种、对美 2 种。
密约的不断公布，确实使国内的爱国情绪不断高涨，最终使得北京政府迫于压力，宣布所有不平等「密约」统统作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与主权完整，但却把巴黎和会代表团放在了火上烤。
一把手枪，只有在扣动扳机前威慑力是最大的。
中国这样毫无顾忌地不断公布密约，不但让英法美等原先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国家，纷纷恨不得飞过大洋去堵住中国人的嘴，也让日本彻底断绝了「不战屈人之兵」的想法，开始趁着中国代表团四分五裂停滞不前的机会，加紧四处活动。
1919 年 2 月 20 日，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突然遇刺，之后不久，日本驻法公使馆也发生了爆炸。
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立即发动舆论，在巴黎和会上向各国代表宣称，日本有充足理由相信，是中国人跟朝鲜人发动了这两次袭击。
到了 1919 年 4 月，日本又出让了部分已经获得的利益，取得了英国的支持。
接着又利用在一战中损失惨重的法国对于战争的恐惧感，做出了一旦欧洲武装干涉苏联，日本将从西伯利亚出兵配合的承诺，又获取了法国的支持。
等到 4 月底意大利愤然退出巴黎和会时，牧野伸显又不失时机地跟威尔逊表示，如果美国不支持日本对于山东的权力，日本也将退出巴黎和会，让威尔逊的「国联」计划彻底泡汤。
建立一个在「国联」领导下的国际新秩序，可以说是威尔逊一生的追求。面对日本特使赤裸裸的威胁，这位学者出身的美国总统，终于也露出了自己政治家的本色。
1919 年 4 月 22 日，威尔逊、克里蒙梭、劳合·乔治三巨头共同约见了陆征祥和顾维钧，向中国代表提出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最终方案：
日本将获得德国在山东的全部权益，不过由三巨头作保，日本可以在获得山东全部经济权利的条件下，再将山东租借给中国。
这个方案被威尔逊表述得极为复杂，但作为陪伴了威尔逊七年的「辩友」，顾维钧听了一半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不等于就是让强盗抢了我的房子，然后再把房子转租给我，我还得每个月给强盗付房租的方案吗？
失望至极的顾维钧久久盯着威尔逊，那一刻的心情，恐怕只有发现岳不群居然练了辟邪剑谱的令狐冲能够体会。
被顾维钧盯得有些发窘的威尔逊最终低下了头：
「顾，这就是政治……你知道，国联跟十四条宣言是我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
「不，威尔逊先生。」顾维钧终于还是没有忍住，不等威尔逊说完，就一把拉起还一脸蒙的陆征祥向门外走去，「当你选择出卖中国的时候，您所坚持的东西就已经死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会议还在持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忍辱负重，继续斡旋，形势却越来越紧张。
5
1919 年 4 月 25 日，中国正式拒绝了巴黎和会提出的所谓「山东问题」最终方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已成定局。
消息传回国内，立即激发了全国军民的强烈反响。
作为战胜国反而要割地赔款的耻辱，让无数市民、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游行抗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北京徐世昌政府轰然倒台。
新成立的看守内阁，俨然将还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看成了一块烫手山芋，对代表团的所有请示全部视若不见，再也没有给予过任何具体指示和帮助。
到了巴黎和会签约前夕，国内围绕着「是否签约」的政治争论到达了顶点。
各怀目的的政治势力裹挟着民意，让本来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看守内阁望而生畏，居然做出了让代表团「审度情形自酌办理和约签字事宜」的决定，彻底躲到了一边。
北京政府这副背黑锅你来、送死你去的态度，让在国内政治圈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陆征祥，敏锐地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强烈要求代表团立即宣布拒绝签约，退出巴黎和谈回国。
这一提议立刻得到了代表团其余三位代表的同意，毕竟从当时国内遍地野火的政治态势来看，继续留在巴黎，无异于是坐在火药桶上抽烟，稍不留神就会被汹涌而来的「民意」炸得粉身碎骨。
只有顾维钧坚决要求中国代表团继续留下来，在和会中坚持斗争，尽可能为中国争取一些利益，最起码要保证中国能够进入到「国联」当中，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保持话语权。
为了说服其他人，顾维钧甚至举了 1905 年朝鲜代表因为不能进入国际会议会场发言而愤然自焚的例子，表示只有保持存在才能继续斗争，我们所有人今天要努力坚持，才能避免未来中国外交官重蹈朝鲜的覆辙！
在顾维钧长达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劝说之后，代表团成员表示很感动，然后拒绝了顾维钧的提议。
陆征祥在留下了「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的悲观言论后，转身去了巴黎郊区的教堂里不问世事。
原本就是驻英公使的施肇基提前返回英国，外交次长王正廷寸步不出自己房间，魏辰祖则借口要等待国内指令，一头扎进了巴黎电报局再未露面。
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毕竟谁也不想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希望，搭上自己的政治生涯，不想冒着当「卖国贼」的风险，只为了争取什么「一孔之息」。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所以他们注定只能留在那个时代。
6
顾维钧只能单枪匹马去冲锋陷阵了。
他先是找到了巴黎和会秘书长，提出了「在条约中增加一个条款，说明中国保留签约权，待中日争端解决后再行签约」的方案，被拒绝。
顾维钧紧接着又找到英国代表，提出「中国在条约外另行签署对德补充条约」的方案，也被拒绝。
英国代表甚至表示，中国如果不签约，英国将拒绝中国加入「国联」。
顾维钧毫不气馁，又找到了法国外长，将要求降低到「在签约之前分函声明，中日问题待进入国联后解决」，结果依然遭到了拒绝。
6 月 25 日，美国代表团单独约见了顾维钧，劝说他只要能代表中国在和约上签字，美国将保证在「国联」框架内，全力帮助中国追索山东。
但已经被出卖过一次的顾维钧，已经彻底放弃了曾经想要「联美制日」的幼稚想法，表示「一只羊毫无疑问不会相信任何猛兽的承诺」。
6 月 27 日，群情激奋的中国留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团驻地，四处搜寻那个「仍然试图在丧权辱国条约上签字」的代表。
顾维钧狼狈逃窜，却依然在黑暗中坚持着去搜索那一丝光明。
最后，还是在美国时对威尔逊《十四条和平宣言》的研究备忘录起了关键作用。
顾维钧在对比当时的备忘录跟巴黎和会上所提出的各项和约时，突然发现，《对奥和约》的第一部分其实就是国联盟约。
中国只要选择在《对奥和约》上签字，从外交法理上来说就应当被视为战胜国，从而取得加入「国联」的资格。
茅塞顿开的顾维钧立即又仔细对照了巴黎和会所制定的所有和约条款，发现只要避开巴黎和约第 156、157、158 号条约，就可以使日本在对德条约中获享的权力不能合法化。
此时距离 6 月 28 日凡尔赛宫的条约签约仪式已经不足 24 小时，顾维钧已经没有时间再去请示代表团或北京政府要求授权。
在进行了短暂的权衡之后，顾维钧毅然决定，将巨大的政治风险一力背负，自行赶赴凡尔赛。
在态度坚决地拒签巴黎和约第 156、157、158 号条约后，顾维钧通过自己的外交斡旋，相继获得了在对奥、匈、保三国条约上签字的权利，基本实现了除收回德国在华租界外的其他外交目标。
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事务中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也是中国第一次独立运用外交手段维护了国家主权的时刻。
正是因为顾维钧代表的中国外交人员在巴黎和会上有理有据有节的斗争，使得山东问题乃至整个巴黎和会是否「公理正义」的问题，都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再次代表中国出席的顾维钧再接再厉，最终迫使日本方面放弃了对山东绝大部分权力的追索，除胶济铁路依然由日本管理五年外，其余山东权力全部归还中国。
十三年后，在顾维钧的斡旋下，中国被选入国联行政院，成为了形式上的「世界一等国」。
二十五年后，顾维钧以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并且通过灵活的外交手段，最终保障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五十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前夕，顾维钧慨然退休。
创造了历史的人，却终难逃脱历史的局限，这是一种无奈，但顾维钧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走完了自己的路，也守住了自己的道，他并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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