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的财产如此惊人，为什么百度百科中清朝第一贪污大案却是米案？
2023-07-24T00:00:00Z | 14分钟阅读 | 更新于 2023-07-24T00:00:00Z
甘肃米案性质太恶劣了。
你想想，甘肃省上到总督和巡抚，下至七品县令和普通吏员，串通一气，无人不贪，把乾隆唬得团团转。
这应该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查到最后，杀的杀流放的流放，甘肃官场几乎为之一空。
事发乾隆年间。
一次捐款行为，偶然揭开了一起捂了七八年的惊天贪污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在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个人捐出 4 万两银子资助国家打仗之后，向来对数字十分敏感的乾隆皇帝不仅没有给王廷赞点赞，还派人去查他的收入来源。
一查，就查出了「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连乾隆自己都说被吓了一大跳。
清朝最大的集团性贪污案，逐渐浮出水面。
这年三月，甘肃爆发苏四十三起义。兰州城内八百守兵，一战就损失了三百。乾隆震怒，直接撤了陕甘总督勒尔谨的职。
最大的头儿都被撸掉了，消息一传开，甘肃地方官都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
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相当于是主管民事和财政的常务副省长，很怕轮到自己遭殃。他去找乾隆的亲信、此时和阿桂一起被派到甘肃督战的和珅，寻求对策。
王廷赞与和珅私交不错，他每次进京都少不了给和珅送银子。和珅建议王廷赞「破财消灾」，让他交出一些银子，资助兵饷，以博取皇帝的好感。
王廷赞于是主动向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大意如下：国家正是用兵之际，开销巨大，臣情愿将历年积蓄下来的工资收入 4 万两捐献出来，以资兵饷。
万万没想到，乾隆本身是一个十分精明且对数据非常敏感的皇帝。他看到王廷赞的诚意后，甩开奏折，直接责问：「王廷赞仅任甘肃藩司（即布政使），何以家计充裕？其中情节总未能深悉。」意思是，甘肃是个穷得叮当响的地方，一个布政使竟然家道如此充裕，出手就是 4 万两，水很深啊，一定要彻查。
乾隆当即命令在甘肃的大学士阿桂和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一起密查王廷赞，据实回报。
乾隆反应这么快，是因为他想起另一个人了：前任甘肃布政使、现任浙江巡抚王亶[dǎn]望。
上一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乾隆第五次南巡。王亶望迎接圣驾，把浙江沿线布置得很奢华，遭到乾隆的斥责。谁知，南巡过后就爆发了浙江几个道、州的官员借皇帝南巡之机虚开浮冒进行贪污的案件，乾隆严重怀疑作为浙江主官的王亶望也参与了腐败。王亶望知道乾隆怀疑自己，为了表达诚意，他急忙给浙江海塘工程捐了 50 万两银子。
事情就是这么巧合，甘肃前后两任布政使怎么都是这么有钱的主儿？这引起了乾隆深深的怀疑。
这时候，在前线平叛的阿桂多次在给乾隆的军报中提到，甘肃多雨，导致行军困难。乾隆得报后回想，过去这些年，无论是王亶望还是王廷赞，在奏折中都说甘肃不下雨，经常大旱，需要地方和朝廷拨粮赈灾。
连天气都对不上，这其中一定有猫腻。
几个关键细节一勾连，乾隆命人彻查甘肃的赈灾情况。至此，牵出了一起震动全国的「甘肃冒赈案」，以王亶望为首，前后两任甘肃布政使勾结全省官员，以赈灾为名，组成利益同盟，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牵涉总督、布政使以及道、州、府、县官员 100 多人，问题金额高达 1000 多万两。
对于这起「清朝第一贪污大案」，乾隆曾无奈地点评说：「甘省王亶望侵冒监粮诸弊无人不知，而事未败露，竟无一人首先发觉，可见外省官官相护，牢不可破，实可寒心。」
这桩大窝案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就开始了，隐匿真相长达七八年，期间许多官员调任或升迁离开甘肃，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举报。
事情源起于「捐监」。
科举是清朝人做官的主要渠道，但不是唯一渠道。有些人考不上秀才，没法通过科举步入仕途，还可以通过捐钱或捐粮取得监生（国子监学生）资格，称为「捐监」。成为监生后，便享有与秀才同等的权利，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考举人，进入官场；也可以靠监生的资格进一步加捐官职，连试都不用考就能做官。
这么一说，大家就都知道捐监是富贵子弟进入仕途的捷径了。这不仅影响国家的正常选官制度，制造社会不公平，而且容易滋生腐败，带坏官场和社会风气。所以清朝像前朝一样，对于捐监都有许多约束规定，通常也只在小范围内实施。即便如此，乾隆登极后，还是觉得影响不好，下令在全国停止实行捐监。
但是，对于甘肃这种穷省而言，停止捐监之后，地方财政少了一大块收入。为了解决当地灾荒和军民的吃饭问题，朝廷户部每年都要向甘肃拨银 100 多万两。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请求皇帝在甘肃个别最穷的州县恢复捐监，理由是，甘肃地瘠民贫，经常闹灾荒，百姓要靠政府的接济度日，而甘肃官仓储备的粮食向来不足，如果能够恢复捐监制度，官仓的粮食储备就不成问题了，朝廷也能省去一年 100 多万两的财政转移支出。
当时管理户部的是大学士于敏中。于敏中认为可行。乾隆遂听从于敏中的意见，同意在甘肃部分地区恢复捐监。
但因为捐监的猫腻太大了，乾隆特别叮嘱勒尔谨：
第一，银子相对更容易滋生腐败，因此捐监只能捐粮食，不能捐银子；第二，这个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一定唯你勒尔谨是问。
为了确保甘肃捐监成为利国利民的好事，而不致发生变质，乾隆亲自挑中了一个人到甘肃主持这个事情。这个人，便是浙江布政使、代理浙江巡抚王亶望。
王亶望根正苗红。他的父亲王师，是乾隆树立的廉政典型，官至江苏巡抚，在官场和民间有口皆碑。王亶望本人是举人出身，考不上进士，就以捐纳的方式步入仕途。他的仕途起点正是在甘肃当知县，并以清廉勤政、捐资兴学为人称道，颇有乃父之风。一路从山丹（今隶属甘肃张掖市）知县、皋兰（今隶属甘肃兰州市）知县，干到了兰州知府，又升任浙江布政使，代理浙江巡抚，官运亨通。
王亶望曾两次觐见皇帝，乾隆都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第一次说「此人竟有出息」，第二次朱批「王师之子，将来有出息」。所以，这次甘肃恢复捐监，乾隆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这个「有出息」的王亶望。
王亶望遂从浙江被调任为甘肃布政使。
但这次人事任命，君臣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误会。
乾隆的本意是，这么重要的职位，事关捐监制度恢复的试验田，一定要派靠谱、有能力的官员去才行，这次任命体现了朕对王亶望的重用。
可王亶望并不这么理解，明明自己已经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裕省的代理一把手了，突然之间被平调去穷僻省，这是万岁爷对我的执政能力不满意还是咋的？
所以王亶望到甘肃走马上任后，极力要表现自己的能力。
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在王亶望上任仅仅半年后，乾隆就收到了这名「有出息」的官员的奏报。奏报说，甘肃在六个月内捐监生员 19017 名，共收到粮食 827500 石（1 石大概相当于 120 斤）。
这个数字把乾隆吓了一跳。要知道，当年全年，户部报捐的人数才 11739 人，而甘肃这个穷地方，半年就有 19017 人捐监，这也太神奇了吧。
乾隆于是向陕甘总督勒尔谨提了下面几个问题，要求他务必查实作答，解释清楚。
甘肃那么穷，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半年就有近两万人捐监呢？
甘肃当地产粮都不够本地人吃，又怎么有 80 多万石余粮来捐监呢？
如果半年就收了 80 多万石粮食，照这个趋势，年复一年，官粮储量越来越多，到时变质了怎么办？
……
勒尔谨此前已经跟王亶望勾兑过了，实际上这两个数据都是王亶望严重注了水的浮夸数据。王亶望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想通过政绩来邀功，博取尽快升官，于是在捐监的数据上虚夸了两三倍。事实上，乾隆三十九年全年，甘肃捐监人数只有 7455 人，捐监收入换算成粮食也仅为 30 多万石。
不仅浮夸虚报，王亶望还说服勒尔谨突破「捐粮不捐银」的底线，擅自将捐监改成只收银子。原定每人捐粮 43 石就可获得监生资格，王亶望把 43 石粮食改成 47 两银子，另外加收各种名目的管理费 8 两银子，合计每人捐监收银 55 两银子。王亶望这么做，说明他已经打定了侵贪的主意。
勒尔谨起初不同意，王亶望给他的说辞是，改成收银子，捐监的人数一定大大增加，而且收了银子后再用于采购粮食归入官仓就是了，完全符合上面的要求，没毛病。勒尔谨遂不再反对。
面对乾隆的质询，勒尔谨有机会捅出实情，但他生怕自己要被追究责任，于是反过来替王亶望掩饰。
勒尔谨奏报乾隆说，自从平定新疆后，甘肃就成为新疆与内地商业往来的门户，商人纷纷就近买粮捐监，图个方便啊；至于甘肃为什么有这么多余粮，那是因为皇上护佑，近来连年丰收啊，所以本地富户有余粮供人购买用于捐监啊……
反正就是一通忽悠，想把乾隆忽悠瘸了。
接下来，王亶望和勒尔谨要解决的，就是乾隆提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捐监粮食这么多，时间久了坏掉了可怎么办？
我们知道，在王亶望改成收银子之后，甘肃的捐监其实是没有收到一粒米的，只收到白花花的银子。但他们需要把奏报乾隆的谎言给圆好了，就要假装甘肃有很多很多粮食，而且，为了不露馅，他们还需要把这些凭空虚构出来的粮食尽快给消化掉。
就像编织谎言难不倒帝国官僚一样，圆谎同样如此。
与谎报粮食收入同步，从乾隆三十九年秋季起，王亶望就开始向朝廷虚构灾情，每年至少谎报春、秋两次旱灾，请求朝廷允许放粮赈灾。
根据案发后，时任甘肃按察使福宁的供述，在虚构灾情和放粮捐赈的过程中，王亶望很高明的一招就是让其亲信、兰州知府蒋全迪全权处理此事。全省各州县受灾有多严重、需要赈济多少人口、需要发放多少「粮食」，幕后全由王亶望一个人决定，他人无从插手。各州县官员按照王亶望定下来的「灾情」，领取银两，这些银两当然没有买成粮食，名义上是「放赈」，实际上就是被各州县官员瓜分。
小灾报大灾，无灾报有灾，成了甘肃官场的生财之道。一些州县官员为了把「灾情」往大了报，拼命讨好和贿赂王亶望，以至于甘肃官场流传一句话：「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
王亶望用利益共享的方式，在甘肃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集体贪污体系，上至总督勒尔谨，下到州县主要官员，都参与分肥，以救灾放粮的名义将捐监所收的银子放进了官员的腰包。
因为官场中人人有利可图，所以从来无人告发。在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的三年间，以救灾的名义开销监粮 600 余万石。而这些销去的粮食，实际上都是落到贪官口袋中的银子。
这期间，为了圆谎，王亶望连中央的钱都敢骗。首先，捐粮增多，所需粮仓也要相应增多，故报请朝廷拨款新建粮仓；其次，粮食多了，运输和监管的开支也会相应增多，于是再请朝廷拨款满足。这些圆谎细节，在这场贪污游戏的逻辑里，不仅是合理的，更是必需的。通过这两项，王亶望又从户部骗取了二三十万两拨款。
最终，所谓的新增粮仓，只存在于奏折里，拨款则同样被贪官们瓜分殆尽。
在王亶望负责甘肃捐监的第三年，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由于奏报上来的监粮数额过于巨大，乾隆皇帝一度产生了怀疑。这一年年初，他特地派多次出京办案的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
钦差大臣察访，原本是揭开王亶望骗局的一个契机。但王亶望事先收到线报，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弊，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袁守侗营造出粮仓满囤的假象。
不知道袁守侗是真的被忽悠了，还是收了好处配合忽悠，他回京复命，奏称甘肃「仓粮系属实贮」，乾隆这下子完全信以为真了。
同年五月，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乾隆下达谕旨：因王亶望办理监粮有功，着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
王亶望「成功」了，在甘肃三年，他捞足了 300 万两银子，又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浙江巡抚官职，简直是乾隆朝人生赢家的模板。
在乾隆眼里，王亶望是自己选中的能吏，皇帝是不可能看走眼的。他甚至下旨赏赐王亶望之母邓氏「御书匾额，并大缎两匹、貂皮四张」。而事实上，王亶望是一个官场两面人。
据清代野史记载，王亶望的生活极其骄奢淫逸。他好女色，私藏有「四足裤」、上面绣字的「鸳鸯裤」；出任浙江巡抚后，专门建了私密的玻璃室，贮藏美姬。在饮食上，他喜欢吃驴肉丝，厨房有专人养驴，如果他传话说要吃驴肉丝，厨师就在驴身上肥美的地方，割下一块肉，烹煮后奉上。驴身上被割肉的地方，鲜血淋淋，就用烧红的烙铁烙之，当场止血，相当残忍。
当王亶望发财升官而去的时候，甘肃布政使迎来了他的接任者——王廷赞。
王廷赞几乎是一个翻版的王亶望。他原本是一个好官，接任布政使后，发现了甘肃捐监的骗局，一开始被吓惨了。他跑去找陕甘总督勒尔谨，勒尔谨让他淡定，说全省官员都这么做，改是改不了了。
一个官员最难抵挡的，可能是自己的私心，也可能是官场生态。王廷赞因此半推半就地「被腐化」了，继续王亶望在任时的那一套操作。
他最终的「政绩」跟王亶望不相上下，在任三年多完成了数字上的「监粮」500 多万石，再虚构大大小小的灾情把这些「监粮」消化掉。
统计数据显示，王亶望、王廷赞两任甘肃布政使在六年时间里，共收捐监银两 1300 万两以上，其中除一小部分确实用于采买粮食投入赈灾，剩下大概有 1000 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总收入的 1/5 到 1/4，最终流入了甘肃全省大小官员的腰包。
令王廷赞和王亶望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事后对朝廷的慷慨捐献，暴露了他们的资产与其合法收入完全不对等的问题。再加上阿桂赴甘肃平定苏四十三起义期间，甘肃连下大雨，激起了乾隆对该地连年上奏遭遇大旱的怀疑。这起被认为天衣无缝的贪腐窝案，在帝国监察机制全面失灵的情况下，最后由乾隆亲自揭发，终于掀开了盖子：「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
最终处理结果，甘肃捐监一事立即停止。陕甘总督勒尔谨被赐自尽，两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等 50 多名官员被处死。
按照律法，贪污 1000 两以上者，拟斩监候。这样一来，甘肃全省官员几乎都该杀，一省政务也要停摆了，最后乾隆只得从轻处理，将斩监候的标准提高到贪污 1 万两以上。
因为该案牵涉面实在太广了，乾隆在指示定罪时一宽再宽，除了 50 多人被处死，大部分判死的官员最终仅被处以流放充当苦差，并未处决。尽管如此，时人还是感慨说，整个甘肃官场「为之一空」。这种涉案规模，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在这起窝案的主犯王亶望被处死 13 年后，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国史馆进呈《王师传》。乾隆回想起王师的政绩和口碑，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说了一句：「勿令（王）师绝嗣也。」于是特赦王亶望的儿子由流放地伊犁返回山西临汾老家，继承王家香火。
然而，在一堆官员被处死和流放之后，这起惊天大案并未画上句号。它还陆续牵出了案中案，至少有两名帝国高官，或把名声，或把仕途和生命，栽在了上面。
先是乾隆曾经的第一宠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甘肃冒赈案爆发时，于敏中已经病逝一年多，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他还是被乾隆惦记起来。
乾隆认为，于敏中任户部尚书十几年，「其时王亶望为甘肃布政使，恃有于敏中为之庇护」。言下之意，于敏中才是这起巨大贪腐案的元凶。
但当杀掉最后一批甘肃冒赈案的贪污犯后，乾隆下了一道谕旨，说念在于敏中「宣力年久，且已身故，朕不忍追治其罪」，将于敏中的罪行掩饰而过。
到了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乾隆有一次在把玩嘉靖年间器皿的时候，想到了嘉靖朝的大奸臣严嵩，又联想到了他宠信多年、恩眷未衰的于敏中，说于敏中表面伪装得很清廉，实际上拥有厚赀，「必出王亶望等贿求酬谢」。越想越气，于是下令将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后来，乾隆还收回了于敏中后人的世袭职位。
谁也没想到，一代宠臣于敏中会因甘肃窝案，搭上了身后之名。
也没有人会想到，闽浙总督陈辉祖在奉命抄没王亶望家产时，竟然还敢动贪念，将王家的好东西掉包，换了些便宜货解送进京。他可能认为王亶望聚敛的好东西实在太多了，没有人会真正阅读抄产清单上的内容，几处小的变动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但陈辉祖不曾料到，乾隆本身就是个收藏狂人，他也「觊觎」查抄上来的好东西。一种说法是，乾隆念念不忘某年王亶望献给自己、却被自己违心退还的一对玉瓶；另一种说法是，乾隆知道王亶望收藏有石刻米帖（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字帖），一直想得到它。总之，当查抄物品运至京城时，乾隆发现，他知道的和想要的，都不见了，运到的物件「均属平常」「多系不堪入目之物」。
乾隆怒了。
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后，这起案中案终于水落石出：作为抄家主官的闽浙总督陈辉祖趁机抽换了王亶望的一些古董书画，而负责贴封条的几名官员纷纷效法，抽换了几件皮衣蟒袍和上等绸缎。
紧接着，一些官员适时地参奏陈辉祖在位期间尸位素餐，酿成桐乡聚众闹漕大案。最终，陈辉祖被赐自尽，像王亶望一样，他的家产也被抄没。
至此，围绕甘肃冒赈案，从案发到处理，整个帝国官场的弊病暴露无遗。为了国体和颜面，乾隆都不敢再查了，到此为止吧，谁知道再查又会查出什么幺蛾子！
历史学家统计，乾隆年间，督抚大吏因侵贪被立案查处者达三十几起，其中明正典刑或赐令自尽的有 20 余名，平均一两年就有一名省级军政大员因贪贿而被正法，这是前代所罕见的，也是有清一代所仅见的。但讽刺的是，整个清朝吏治的败坏，也是从乾隆朝开始的。
也许，当皇帝大权独揽之后，欺上瞒下就已泛滥成灾。官场中人更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对抗皇帝及其钦差。因为，只要瞒住了皇帝一个人，其他都好办。
正如历史学家评价甘肃冒赈案时所说：比起贪腐，乾隆更恨王亶望的欺君，所以才非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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