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
2024-04-02T00:00:00Z | 12分钟阅读 | 更新于 2024-04-02T00:00:00Z
流放
流放到底有多可怕？
顺治十八年（1661），震惊全国的「浙江抗粮案」结案后，61 人被流放到了东北各处荒远的地带。短时间内死亡 17 人，逃亡 33 人，下落不明 1 人。
其中，有 8 人直接死在了路上。
流放不是贬谪。
贬谪是针对官员的，是罪臣去地方上当官，依然享有官员待遇，所以一路上会友、写信，心态相当放松。流放是针对罪人的，既然是罪人，当然要有罪人的模样，一路上都得戴着锁链。
图：清末上海县犯人，苏格兰探险家 John Thomson 拍摄于 187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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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清末上海县犯人，苏格兰探险家 John Thomson 拍摄于 1873 年
流放犯通常是被两名兵役押送，而押送一般又有长解和短解两种形式。
所谓短解，就是每到下一处，兵役就办交接手续，由途经的州再派两人押送犯人到下下个州。交接过程中，他们不仅要根据文件验明犯人正身，还要检查锁铐是否完全。没有问题后，才能签字转送。
京城办理的大案，一般都不用短解，而用长解。由兵部派两名兵役，对押解的全程负责。
押送是一门苦差，兵役身负重任，不敢有丝毫的马虎。他们虽然可以鱼肉犯人，有时候还会强奸女犯（有些兵役会轮奸全家流放的女犯），可也不是想干什么干什么的，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不能让犯人逃跑。如中途弄丢了人，就要受刑。轻则棍打，重则流放。
乾隆二十七年（1762），镶蓝旗马甲苏崇阿押解一伙盗窃犯，中途犯人逃跑，他本人就被发配到伊犁当苦役去了。
押送有时间规定，一般的要求，是每天走 50 里（大略为 4 万步），清初的重刑犯的流放地，一般都在京城 3000 里外，3000 里的行程，正好是 60 日。
这是一个死数，没人敢随意变更，即便是有条文规定犯人中途得病，可以停到下一州治疗，但在多数时候，这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没有人愿意遵守。因为目的地的主管太监心理多少有点变态，总是不管你到底什么原因迟到的。没带等于没写，迟到等于贪玩。耽搁了日期，每晚半日就要挨多少棍，是毫不含糊的。
旗人兵役押送晚了，都要去伊犁当苦役，哪个普通兵役肯舍身为流放的犯人着想，让他慢慢走呢？
没有。
除非你能给出足以让人手抖的钱。
在去往流放地的过程中，大部分犯人都饱受了人间最真切的痛苦。他们浑身恶臭，有病难医，沉重的刑具（单是木枷就最低 25 斤）把手脚磨出骨头，伤口流血化脓，脚掌的溃烂上又包裹着刚破壳而出的黄汤，在寒冷的东北，脓水到了晚上又被冻成冰块。手不能蜷缩，手背已经鼓得像血红的馒头，指节上是紫色的毒疔，那是最严重的冻伤，像钉子一样深入骨髓。
每天，他们还要在哀伤和悲愤中走 4 万步。休息时，脚上要扣上木枷或锁上脚镣，以防逃跑。因此，没有一个夜晚，他们是能休息好的。
图：民国，戴着脚杻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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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民国，戴着脚杻的犯人
图：清末，戴枷躺地休息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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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清末，戴枷躺地休息的犯人
和兵役不一样，虎狼来的时候，他们无法自我保护，跑也跑不掉，只能任凭野兽掐断自己的脖子，啃食他们的肢体。
通常，犯人在路上因故死亡，要由所在州县的官吏证明，尸身（哪怕是一条胳膊）也要送到目的地。至于到底是怎么死的，是真的被野兽所伤，还是死于兵役的虐待、长途跋涉的艰辛、生病抑或受伤，没人能说得清。
就是这样，有 8 人死在了路上。
有幸活到流放地的犯人呢？
迎接他们的，可能是更加深重的灾难。
清初的几个流放地，主要是位于东北地区的尚阳堡、开原、铁岭、威远堡、宁古塔等。
由于最近电视剧的宣传，人们都知道宁古塔苦海无涯，是流放地中最可怕的存在。
宁古塔这三个字，总是让人误会，宁古塔不是塔，这三个字是满语，大略意思为「六窝铺」，就跟「猫儿洞」「五棵树」差不多，位置在今黑龙江海林市。距离北京 3000 里。清朝以前，还是一片极其荒远的苦寒之地。
冷，是它的第一特征。所谓「冰上有冰，雪上加雪」，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不过从明末开始，有人在此开荒。
从春初到四月中，这里没日没夜地刮大风，打雷似的响。哪怕是近在咫尺，也会被打得睁不开眼。五到七月倒是暖和些，可是一直下雨，又湿又冷。挨到八月中，就开始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已经全部结冰。
这里的雪很不温柔，落到地面立即就变成坚冰。让中午的日头晒，也晒不化。一眼能望千里，千里之间，皆是白色。
几百年后的今天，有人居然从这冰天雪地中发现了商机，把此地定名为「雪乡」，很少有人知道，其实这地方就是原先的宁古塔。
对浙江抗粮案的犯人们来说，最惨的是，这次流放的时间，正是腊月二十五日。而明末清初，又是小冰期温度的最低点（高寿仙《明代农业经济与农村社会》），这无疑要把本来就能冻死人的温度再度降低。
不过，真正寒冷的不是天气，而是人心。这句话并非玩笑。
据我观察，清朝初年的流放地，最苦的真的不是宁古塔，而是一个叫尚阳堡的地方。
根据成功到达宁古塔的犯人记载，宁古塔管理十分松懈，防范也不是很严格（「防范向不甚严」）。犯人到地方后，每年只需用一石粮就可以免除所有的徭役，像普通百姓一样生活。本来该给披甲人（戍卒）当奴隶的他们，竟然能够出入自由，交友自由。无论是经商，还是务农，抑或教学，只要个人有这个能力，都没有太大的阻碍。
这完全得益于宁古塔当地的官风民风。
宁古塔地方偏远，人心质朴，本地人对有文化的人充满了敬佩。这其中，宁古塔的军官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对这些有文化的罪犯非常友好，称呼他们为「哈番」（尊贵的人）。为了能让犯人们养活自己，监管还会在春耕的时候向他们发放种子。
还有比这更暖心的吗？
有。
经历明末清初的战乱，中国西南（尤其是成都附近）和东北都发生了严重的虎患。就算是在县城，说不准哪里就窜出一只虎来，死在虎口的人很多。有县令去上任，其同行者数人就被虎咬死。
宁古塔将军爱惜人命，允许流人们住在木城之内，因为有旗兵守备，野兽不敢靠近。
宁古塔本地人也很朴实。儒生缺乏劳动经验，有的连生火做饭都不会，邻居大妈就帮忙做饭，这一切，都让活着走到宁古塔的犯人们充满了感激。多年以后，回想往事，他们依然对那些年、那些事念念不忘。
当然，对于一些缺乏生活能力，又缺了家世支持，除了走后门，再没有一技之长的人来说，留在宁古塔的日子确实不好过。然而，再不好过，也比人们想象的情况强许多。
事实上，偏远的地方都有这样一个特点，民风朴实，圣命遥远，对于或好或坏的法令、制度，大家都可以不完全遵守，有的甚至不知道上头下达了什么法令，治理全靠乡民的自觉。
对流放犯们来说，这就是活下来的机会！而距离文明之地更近的尚阳堡，才是真正的令人丧命的恐怖存在！
此次流放，被发到尚阳堡的罪犯有 10 个。10 个人里，死亡 5 人，逃亡 5 人，没有任何一个能活着等到康熙的赦免。
而流放到铁岭、开原等其他地方的犯人，基本是 1 死数逃，颇有一些留在当地，一直活到大赦的。
但尚阳堡不行。
尚阳堡到底是什么地方？
尚阳堡，位于盛京（现沈阳）北面不远，离京城也更近。从明代开始，就已经是朝廷重要的流放地（在明代名为靖安堡）。
图：尚阳堡和宁古塔的大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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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尚阳堡和宁古塔的大略位置
正因为离「文明场」较近，该地的官吏管理总是很严格，对如何对待流放犯，有着丰富的经验。
举个例子。
翰林院庶吉士季开生，顺治十二年（1655）时，劝谏皇帝不要在扬州买女人，被顺治以捏造事实之罪流放到了尚阳堡。尚阳堡官方很希望季开生去死，到第四年，季开生偶遇一群无赖寻衅，没说几句，就开始打他，把他活活打死了，人死了以后，还扬言要把尸体烧了。
这件事的动静不小，很多人都在关注。因为季开生学识渊博，人很不错，又正直，在当地有很多朋友。但最终，当地官府根本就没过问。人们怀疑背后有人主使，故意要整死他。
同样悲惨的还有这次的抗粮案中一个叫李玉禅的，他本来是要发往尚阳堡的，结果死在了路上，同行的难友把他的尸体带到尚阳堡埋了起来。康熙元年秋，他的妻子张氏长途跋涉 5000 里来奔丧，结果被尚阳堡的人给扣住，不让她返回了。
清朝的法律，钦定流放犯本人流放，罪不及家人的，妻子前来探望，可以随意返回。犯人因故死亡，除非来奔丧的人不愿意带着棺椁回乡，其余一律可以回原籍，而且官府要给一定数额的路费。
不过，这些明文法律，在崇尚规矩的尚阳堡竟是行不通的。
尚阳堡官吏加重地执行了法律，还把道德引进法律。来领丈夫尸体的女人回不去了，他们让她守坟。
守坟，又称居丧，要求「骨见」。因极度悲伤，茶不思，饭不想，饿得皮包骨头，代表着对亡人深深的思念。这就需要在茅屋里住三年，吃冷食，喝凉水，天天以泪洗面。
张氏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已经怀着数月的哀苦，走了几千里地，来到了这个寒冷彻骨的地方，探望埋在土里的丈夫。她只是想接上丈夫的尸体回家，结果他们要害她，扣留她，把她整个半死。
守坟期满，他们仍然不许张氏回家。家里人等来等去，等了三年又三年，怎么妈妈还不回来？于是，她长大成人的儿子李上攀，徒步 5000 里地来接娘。
结果是他也回不去了。
直至康熙七年（1668）的夏天，朝廷大赦，他们才得以普通百姓的身份返回。
对尚阳堡上上下下的官吏来说，这种事是绝不能犯错的。起先是没有圣旨让放人，他们就不放人。现在是有圣旨让返回，那么就应该立即打发他们走。
试想，落在这样一班善于揣测上意的官吏手里，又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这些官吏只会严格执行，甚至加重执行条款。尚阳堡的流放犯，当然要「与披甲人为奴」，而绝不会有赎免的机会。
有人不知道当奴隶有啥坏处，这是由于他们把当奴隶等同于当服务员，没有意识到奴隶时时刻刻都是要受虐的。
奴隶是贱人，这一点明确写在法律中。
之所以为「贱」，同样是打架，奴隶打凡人，罪加一等，凡人打奴隶，罪责就很轻。奴隶骂主子，等同于致人重伤。奴隶打主子的晚辈，罪加二等。打主子本人，直接死刑。杀死主子的，凌迟处死。而主子打奴隶，则不受法律制裁。当然，按法律，主子是有罪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打死不论。
因此，不是奴隶不敢反抗，是法律规定不让他们反抗。一旦稍有反抗，迎接奴隶的，就是法律的制裁。
有个叫康玉的汉人奴隶，在康熙三十年（1691）初夏的夜里，杀死了主子正红旗披甲人阿纳代的妻子忽忽里和他的儿子。平时的时候，这一家人对康玉不是打就是骂。在他们眼里，这个汉子还不如一头畜生，就不给他饭吃。那天，康玉很累，干不动了，阿纳代却还强迫他劳作。
这样的生活，让康玉觉得生不如死，想自杀。想到既然都要死了，不如干一票大的。于是，趁着主子去庄园看地的时候，提刀砍死了女主和少爷。
这是不想活了的奴才干出的惊天大案，结果自然是凌迟处死。
尚阳堡的罪人们，过的就是这样挨打挨骂、不能休息的生活，可能也和康玉一样，累死累活干上半天，连口饭都不给吃。
10 人 5 死 5 逃，就是对尚阳堡流放生活的最好注脚。
在这种地方当囚犯，活下来的最大希望就是逃亡。因此，在顺治末年到康熙初年，东北的流放地出现了严重的逃亡潮，几乎有一半的犯人选择逃跑。
有人说，古代过关，都得有通行证，所以逃跑是不行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误解。
所谓的通行证，其实就是明代的路引，清代的凭证。但是，路引、凭证这东西，还真不一定非要有，有时候各处大门的门卫也懒得去查。
硬要对比，它类似于疫情期间的小区通行证，本小区的人持有该通行证，非本小区的人，要有证明，没有事由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出入小区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只有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进门才需要这东西。
清朝初年，地方上沿袭了明中期以来的松散习惯（高压态势没法持续太久），尤其是城市，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查凭证，在偏远地方更是如此，这才导致屡有逃犯轻松渡过关口的事情发生。
流放犯们逃跑的目的地通常有三种，第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原籍，这是清初的犯人常有的选择。
后来清政府做了一系列改进，要求关口严查，还让流放地将军一旦发现有人逃跑，就立即通知罪犯原籍，拿获逃亡罪犯有赏，从而堵上了这个漏洞，使得罪人轻易不敢回家。
第二是人员成分很复杂的地方，比方说招收流民的军队，流动人口很多的州县，成功率很是不低。
雍正年间，一个叫王树丹的汉人在东北给披甲人当了四年奴隶，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于是逃跑。又不敢回家，跑到广东当起了神棍，给人看相为生。后来十分想家，想到自己父亲那么大年纪了，也不知道现在是个什么样，死了没有。于是偷偷回家探望，结果被人认出并抓获。到夜里，又成功逃脱，这回跑到了杭州，依旧给人相面为生。过了几年，又被人认出来，在绍兴府被抓。
第三是蒙古。蒙古地广人稀，经常有经商的马队、丹门沁（货郎），还有成群结队割草的汉人过往。蒙古人好客，留宿外人通常也没人知道，犯人的住宿不成问题，而生活上，稍微低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就能混过去。
抗粮案的罪犯，选择逃跑的有 30 多个，不管中途跑到了哪里，最终几乎全都跑回了老家。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一路上都没受到任何像样的阻碍，以至于平平安安地从关外溜进了关内，从黑龙江溜到辽东，过海到山东，又从山东溜到江苏，过江，返回了浙江原籍。
原籍那边的人，似乎不想惹出更大的麻烦，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县里的官员也不过问。就这样过了几年，混到了大赦，逃出来的人们，便开始光明正大组织吃席了。
就这样，流放 61 人，短时间内死亡 17 人，逃亡 33 人，下落不明 1 人。最终只剩下 10 个人，在康熙年间被赦，得以以平民的身份回归故里。
而我依然要说，流放之恐怖，不仅仅在于外部环境，还在于世道人心。
这 10 个人中，成功活下来的，有一个叫蔡础的文人，最后成了半个精神病。
蔡础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我可以做证，他在这件事上真的没犯任何错。
抗粮案的起因是，一对书生兄弟补交了多年前的税，税差却把钱私吞，官府让他们再交一次，他们不愿意，被捉到府衙打，一个重伤，一个被打死。引发了浙江台州书生们的集体抗议，蔡础的学生也参加了这次抗议，他本来就没参与，结果学生署名带上了他，他被卷到案中，几经辩白，依然被送到离尚阳堡很近的开原服役，当了多年的苦力，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抗粮案从头到尾，事事都透着荒唐，最荒唐的就是清廷不管那么多，找了个抗粮抗税的借口，整死了那么多的人，而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蔡础服完役回到老家后，神经兮兮地把自己的笔、墨、纸、砚都埋了，绝口不提任何想法。碰见人的时候，别人都奇怪，问怎么你看人的眼神如此凶狠，跟谁有仇似的？又为何总是对着空气和自己的影子喃喃自语？
蔡础听了，只是摆手说：「不知道。」
回乡的蔡础，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再和人谈笑，不再是德高望重的鸿儒，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曾开馆收徒，备受人们敬佩的诗人、学者，如今却成了毫无灵魂可言的行尸走肉，想想真是可笑。
7 年的流放生涯没有杀死他，却又真真切切地杀死了他。